編劇、導演王景光：民族題材劇要用人性來兜底

　　記者：據說您在新疆待了很長時間，但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還是第一次。這次創作因何而起呢？

　　王景光：2010年，新疆的投資人蘇爾東找到我，說想拍一部回族電影，讓我看一下劇本《白蓋頭的阿媽》。我看后給他的意見是：這是一般的好人好事，沒故事，沒性格，建議他先不要拍。后來，他又找其他編劇改了幾稿，始終不理想。最后，制片人決定讓我來重寫劇本，而且拍成院線電影。

　　《伊犁河》的劇本融入了我原有的一個劇本《沒有謊言的河流》的核心情節構思。一是體現了騎馬過河，我認為這樣有電影感，《沒有謊言的河流》設計的是在黃河上用羊皮筏子渡河；二是把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雅瑪圖段的擺渡船用在劇情里，這樣有了全篇的結構線，也有歲月流逝的電影感；三是把故事拉開到上海，體現牧場和大城市的沖突，劇中抱養的孩子也改成了漢族。總體來說，這樣構思增加了文化沖突、時空跨度和人生際遇。

　　劇本寫完后讓著名演員陳建斌看了，他給予較高的肯定，尤其對建置牧場和上海兩個時空很贊同。同時，我的老師、第五代導演田壯壯和謝曉晶也看了劇本，說這特別像法國和蘇聯的人生、情感大片。最終，《伊犁河》在2012年7月開機拍攝。

　　記者：作為北京電影學院MFA(藝術碩士)出身，您很強調創作類型片。那么，《伊犁河》屬于哪種影片呢？

　　王景光：《伊犁河》不是我們常見的警匪片、愛情片、公路片等類型片，但它確實也是類型片，屬于劇情片、倫理片，當然和民族片、西部片也掛鉤。

　　說是民族片，但它不是一般意義上地表現民族團結，而是深入人性去探討。因為，說到底，民族團結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部電影就是一部“入心、走深、傳神”的片子。

　　記者：《伊犁河》中表現牧場生活的畫面，風情濃郁，人物語言也選取了西北回族方言。這跟您熟悉新疆生活有關系嗎？

　　王景光：一是我比較熟悉新疆生活，在那兒拍過“絲綢之路上的少數民族”系列紀錄片；二是片中有意識地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比如回族的小白帽、轉場的駱駝、用電扇做的風車，以及用木架支起的籃球筐、秋千架等，再加上游河、馬上“展翅”、牧場黃昏、長河落日，就營造了一種獨特的視聽效果。

　　為了把主人公居住的蜂場展現得富于田園氣息，我們還花了半個月的時間，專門在一處緩坡上建了個小木屋。

　　西北回族方言和上海方言的運用，也是為了渲染文化氛圍，增添生活氣息。為此，我們專門請了民俗老師和語言老師跟組，隨時隨地指導演員發音。在挑選演員時，也盡量選擇在語言文化背景上和角色接近的演員。比如，女主角法圖麥的扮演者王瀾，本身是塔城人，男主角阿爾薩的扮演者張玉龍，本身是回族。

　　記者：這部片子的“淚點”很多，而且結局是養母最終沒看到丈夫和兒子的歸來，讓人遺憾。為什么要設計成這樣的結局？

　　王景光：我認為，悲劇是最有力量的。《伊犁河》雖然不是悲劇，但有不少悲情元素。比如，養父被洪水沖走，養母為了成全兒子而割舍自己的愛，還有阿爾薩本身就是上海人，但從小在牧場長大，接納和浸染了草根元素，然后又懷揣夢想一步步向上海靠近，這都屬于悲情元素。如果沒有這一“美好的錯位人生”，又何必這么艱辛呢？

　　這部片子的結尾，如果設計成大團圓，那么影片的力量就大大削弱了。母親長時間在孤寂中隱忍和守望，幾乎就在親人歸來之際，她卻在病痛中永遠地閉上了雙眼！這樣凄美的、殘缺的結局，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雖然沒等到親人，母親的人格和精神境界卻升華了。她的生命曲線在下降，但她的人格曲線卻在上升！

　　記者：聽說《伊犁河》入圍2013年首屆浙江青年電影節，反響不錯。您今后還考慮拍民族題材電影嗎？

　　王景光：這部片子在浙江青年電影節上反映不錯。它和幾十部影片一起經過三輪篩選，最終成為入圍的12部展映影片之一。大家的評價是格局大、情節設計合理、沖突設置準確、劇情感人。

　　民族題材電影，拍起來是比較費勁，因為考慮的因素比較多。但是，如果拍好了也可能很出彩，關鍵是站在什么樣的角度講故事。

　　其實，不少在國際上獲獎的優秀影片，比如伊朗電影，民族宗教色彩很濃，體現了一種文化沖突和人文關懷。我很看重表現文化沖突，像《伊犁河》中就體現了城鄉文化沖突，但這種沖突不是矛盾。不同民族之間因為有人性的真、善、美來牽引，所以能互相尊重。

　　我曾根據收養6個民族19個孩子的新疆阿尼帕媽媽的事跡，創作了劇本《母親阿尼帕》，這個劇本在2012年獲得廣電總局的“扶持優秀青年電影劇作計劃”獎勵基金。時機成熟時，我想把它拍成類似伊朗電影的感覺，用人性來兜底，而不會拍成簡單的表層化的歌頌民族團結的主旋律影片。我們必須把電影定位為國際化。如果不能站在國際視角去觀察和思考，僅僅是完成一部命題作文自己看，那是沒有傳播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