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高原鄉村圖譜的詩意表達——評南澤仁散文集《遙遠的麥子》

　　在進入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有人斷言中國的鄉村文明行將終結。這些批評家持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他們把視野局限在中原農耕文明受到城鎮化建設和經濟市場化雙重沖擊的表象，而沒有對中國鄉村的立體布局以及鄉村價值體系的隱形存在投入足夠的關注。就中國的地理而言，大地階梯從東南部海洋到青藏高原拾級而上，在蒼茫的山地、丘陵和平原之上，當下仍然分布著數以萬計的村落，并且將長期存在。這些村莊的生存方式、區域價值以及民族構成無疑是多元的，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地去認識它。

　　作為藏族人的南澤仁，是散文集《遙遠的麥子》的作者，她出生的地點是川西高原的甘孜州九龍縣，這一區域不僅是中國地理的急劇變化地帶，也是歷史上漢、藏、彝等各民族文化的長期碰撞和融匯之所。她如今生活在康定，她的成長和生存背景是藏區，但她這本書是用漢語書寫的。每一位作家和詩人的敘述無疑都是從自身的視覺和生命體驗開始出發的，也就是說，南澤仁是從藏人的視覺開始漢語敘述的。在《遙遠的麥子》中，作者通過時間記憶、人物記憶以及村落記憶，從多個方面呈現了藏人生活的豐富表象和精神內涵。

　　藏民族被譽為馬背上的民族，游牧大地，逐水草而居是傳統藏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由于宗教信仰的普遍存在，悲憫眾生、篤信輪回也成為藏族人民重要的精神元素。《遙遠的麥子》所涉及的題材非常廣泛：從英雄格桑爾的神話傳說到上山下鄉的青年，從家族命運的變遷到父母婚變，從牧場記憶到敬老院的目擊，從狩獵占卜以及天葬的起源到人世塵緣的頓悟……作者從一朵云、一夜月、一滴淚省察世事蒼茫，從藏人、漢人、彝人的日常生活把握生命的浮沉，從河灘、牧場、雪山等場域感悟大自然的秘密饋贈，用自語、講述的方式，用行吟感悟的方式，用民歌和神話的方式，展現了川西高原層次分明、獨特豐富的鄉村圖譜。生命經驗大致通過記憶、行吟、目擊和思考而獲知，在這本散文集中，作者甚至通過別人之口吟誦了自己的心靈之詩。

　　南澤仁是具有詩性想象能力和神性寫作力量的作家，她保持了女性特有的敏感和悲憫。就像一幕電影、一場情景劇、一個夢，南澤仁的記憶從雪和牦牛開始：“前一夜下了一場彌天大雪，雪淹沒萬物埃塵，完成潔凈洗禮。”雪后初晴的七日堡村里，在舍楚家送親的人群正在通宵達旦地歡歌狂舞，作為新郎和新娘的“爺爺”“奶奶”卻消失了，他們在屋后的白楊林里玩了三天三夜的雪，并且用白雪“壘塑成一頭高大的牦牛，奶奶騎在上面”。“阿爺在雪牦牛的脖頸上套了一根用大紅篙子染成的毛繩，牽在手里原地行走。奶奶則用手搖響腰間銀鈴，發出清脆生動的聲響，仿佛他們已經行走了許久許久。”

　　當讀到這段文字時，我甚至懷疑：爺爺奶奶結婚那一天，小小的南澤仁是不是穿著一件棕色藏式棉襖躲在某一棵大樹、一捆麥垛或者一塊巖石的影子背后偷偷張望這個新鮮而陌生的世界。但顯然，這是南澤仁通過長輩的描述而想象出來的場景，作者是通過自己對生活的仔細觀察和充分想象來實現這一美學效果的。天地蒼茫，大雪漫天，村落里人們圍著火塘大碗喝酒、唱歌跳舞的情節，正是川西高原乃至橫斷山區山地民族日常生活的生動刻畫。她通過想象描繪出了神秘曠遠的高原村落的一場婚禮和一對童心未泯的新婚夫婦。這體現了南澤仁敏感的內心以及超強的領悟、想象、再現的漢語敘述能力。

　　如此生動的畫面比比皆是。她這樣描述敬老院的彝族老人：“他步伐沉穩有力，裝束很是正式，頭上纏裹著青布帕子，黑底藍色繡花的上衣，天藍色的大腳褲，肩上斜挎著用細牛筋編織成的‘英雄帶’(古時用于掛系戰刀)。這是一位彝族老人。他不時地放眼蒼山。他是為一次不捎帶記憶的遠行盛裝，還是為了這個特別的歸宿裝扮。我心里感動，眼里就濕潤了。”再后來，“這個佩帶‘英雄帶’的老人雙目深陷，坐姿莊重，眼目依舊眺望遠方。遠方一片空茫，遠方多有氤氳”。就像一尊在時間的風向中溝壑縱橫、沉默滄桑的雕塑，他的故事不為人知，他似乎在奔赴一場落寞英雄的最后戰場，這個彝族老人不久后的確穿著他的英雄之裝在敬老院逝去了，“民政局以彝族特有的方式安葬了老人”。精練簡潔的文字為我們呈現的，是具有史詩之美的厚重場域，延伸傳遞的信息是川西高原眾多族群相互尊重、和諧棲居的美好畫卷。

　　類似的妙筆在集子里還有很多。在描寫一場高原之雨的前奏時，作者寫道：“我小小的腳步跟著奶奶走完了整個草場，來到一塊高地，周遭林木森然，墨漬似的云團朝頭頂上方壓過來，快落雨了。無聲的閃電在天地間劃過，觸動每一根神經。奶奶急促地喘著粗氣，靜謐的林子偶爾落下幾片干枯的松針。”她這樣描寫露天電影曲終人散：“大家有的背小孩兒，有的拿凳子，有的點燃一大把松光高擎起，隊伍從方家屋后一直排到磨房溝。擎起的火把在人們手里像是耍龍燈似的蜿蜒迂回。”這一幕又一幕畫面，組成了她記憶中的村落生活，斑斕萬象，生動傳神。我覺得南澤仁不是講究寫作技巧的作家，她的講述，更多是源于鮮活記憶的自然流露。

　　藏族是詩的民族，在這里，詩不是一種文本，而是一種心智和對生存狀態的認知。而南澤仁對待生存的態度和關照世界的眼光卻投射出一個詩人的睿智和一個藏人的豁達。《遙遠的麥子》表現出了作者對生命的坦然，對待塵世萬象中變與不變的自在態度。她這樣描述自己在布達拉宮的遭遇和感悟：“請兩位阿珂(叔叔)用我的相機為我留下影子，阿珂忙于擺弄手藝，拍攝的動作比鏡頭里的我還要生動投入，整個身體朝后傾斜，幾乎跌倒。可是他們誰也沒想著后退一步，就不必產生如此大的弧度。”“如此一直往下行徑，走出最底層的門口頭頂豁然敞開拉薩的朗朗晴天。”“放下便是信仰”。后退和放下，是她生命感悟的主題。在德孜寺，她說：“讓這眼沁水滌蕩盡我們靈魂深處的紛擾吧，沒有欲念的人將是最快樂的，我想做到這樣。”沒有過多的筆墨，只是一個情景幾句話，就足以探清一個詩人的心靈世界。

　　這種坦然自在的生命態度影響了作者對很多事物的看法：“奶奶患有風濕關節病，長期用藥，藥性越來越淺。疼時她會用拳頭捶打自己的關節。疼得厲害時會邊哭邊打，說自己怎么不死，死了倒是省了。我心疼不已，卻不知該怎樣勸慰奶奶，便打趣道：‘你老都85歲了，要是連關節都不疼一下，豈不是妖怪？’奶奶樂得破涕為笑。”“我竟這么淡看世間萬物。無悲無喜。你潑墨塵世，帶給我佛陀面容般的安然與恬淡。心有無限寧定。”這樣的人生態度，與作者的成長環境有關。這就是藏民族文化在作者個體身上的有力存在，她的生命個體承襲了藏民族篤信輪回、生死釋然的族群經驗，這是很多身處藏族文化格局之外的漢語讀者所陌生的生存場域。

　　南澤仁也是具有強烈關愛精神的作家，她的關愛并非局限于吶喊和呼吁。因為有當記者的經歷，她接觸的人和事，無疑是豐富而繁雜的。比如她記錄的周華明，是瀘定縣皮革廠的一名下崗工人，下崗后的周華明試圖依靠蘭草、奇石和收集古錢幣作為養家糊口的來源，蘭草的確也救了周華明一家人的命。這是上世紀90年代數以百萬計的國企下崗工人與命運和生存之境搏斗的縮影。后來，周華明說，蘭草救了一家人的命，理當回報大自然，將竭力保護好蘭草。對一個可以徹悟到一棵草木本應回歸山林、重拾自由的作家來說，還有什么是不可以關愛的呢？后來她寫到走出川西高原到廣州打工，歷經磨難，差點在廣州的街頭選擇輕生的個體戶余建萍，寫到糧食供應站的支邊青年素華等等。輕盈恬淡的描述里，卻隨處激蕩著對生命的關愛和對勞動的尊崇。

　　這就是南澤仁和她的《遙遠的麥子》，一本書囊括的范圍飽滿得幾乎就要自己溢出來。這種囊括不是簡單的文字堆積，而是身心行走的結果。我與南澤仁僅有一次謀面，對她的現實生活一無所知。但是我相信，依靠作者的文字駕馭能力、豐富的生活積淀和獨特的生命哲學，《遙遠的麥子》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那么，我就用南澤仁的文字來結束這篇文章的寫作吧：“我不屬于這里，這里也不屬于我。每一次輪回都有一顆靈魂路經。淺淡，濃烈。故鄉原本就生長在自己心里，根須深植，不曾遺失一片色彩。那么就好，心有故鄉，何懼浮世。”以此贈予那些和我一樣具有鄉村之根、牧場記憶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