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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囤在今貴州省遵義城西北30里處的龍巖山東麓,舊稱龍巖屯。崇山峻嶺間一蒂孤懸,四面陡絕,南北環水,僅東西有仄徑上下,《明史》稱其為“飛鳥騰猿不能逾者”。1257年,自唐末以來世守播州的楊氏之十五世孫楊文開始在南宋朝廷的援助下于此“置一城以為播州根本”,以抵御從四川、云南漸漸逼近的蒙古大軍。然而蒙古鐵騎還未來得及逼近海龍囤,江山便已易主。
明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土司楊應龍反。次年(公元1600年)農歷二月十二,明廷派總督李化龍率24萬大軍分八路向海龍囤進發,播州軍隊節節敗退,六月初六明軍攻破海龍囤,楊應龍自縊,海龍囤也在戰火中化為廢墟。若以南宋寶祐五年(公元1257年)為海龍囤的始建年代,明萬歷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為廢棄年代,則其使用的時間長達343年。其間,海龍囤經歷了宋元之際捍衛中央政府利益的軍事城堡,到明末對抗朝廷的大本營的角色轉變。廢棄后,漸漸藏在深山人難識。上世紀80年代,海龍囤方被重新發現,并于1999年秋進行了首次考古試掘工作,清理出“三十六步”和“上屯古道”等遺跡。2001年,海龍囤晉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著慕名而來者絡繹不絕,海龍囤從昔日的土司禁地,變成一處游客紛至的旅游勝地。這處宏偉精妙的軍事古堡,在風雨蒼黃中走過750余年的光陰。
巨石營建起來的堡壘
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表明,貴州有被稱作“囤”“屯”或“營盤”的遺跡近千處,是名副其實的“千屯之省”。其中,海龍囤年代最早、規模最大、保存也最為完整。囤上所有的關隘、臺基和踏道都是用加工規整的大石營建而成的,石之大者,重達數噸。如今石砌的雄關、古墻仍傲然屹立,雖殘缺卻不失美麗。這些堅固的石頭,經歷戰火和歲月的洗禮,穿越時空傳遞著別樣的訊息。沒有人統計過海龍囤一共耗費了多少石材,只知其數頗巨。觀者常常望石興嘆,追問石之來路及其被壘砌至10余米高空的技藝。或因難以想象,遂有美麗傳說。傳說楊應龍有一條趕山鞭,常在雞不鳴犬不吠時趕石上山,石如豬奔,雄關遂成。調查表明,所有石材均就近開采,并以人工搬移、壘砌,而非出自神力,它們凝聚著山地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山的險峻、供給的近便以及取材之利,均是海龍囤選址的重要條件。如今,借助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從遵義老城至海龍囤下,僅需半小時時間。停車再步行約半小時,即可抵達囤巔。遙想當年,奉命行事的選址者逆水而來,篳路藍縷,該是怎樣的艱辛?而當其在萬山叢中與龍巖山猛然邂逅,再以職業眼光反復打量這雄奇山峰時,心頭該是怎樣的興奮?
“抗蒙”與“平播”的發生地
海龍囤是中央與地方互動,家與國關系轉換的重要場域。海龍囤是在1257年蒙軍從云南逼近,播州告急的形勢下,由南宋朝廷派出欽差,撥給銀兩并征調人力,與播州楊氏一道營建而成。因此,海龍囤的出現,代表著國家的意志,是一種國家行為。只是,這里自始至終都未成為抗蒙的前線,卻在343年后成為楊氏土司對抗明朝廷的主戰場。“抗蒙”與“平播”均是當時重大的歷史事件,海龍囤因此成為這兩樁歷史事件的直接或間接發生地。明萬歷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是萬歷一朝的三大戰役之一,數十萬人參戰,造成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一方面,統治播州755年的楊氏土司被剿滅,結束了其長期在中國西南地區割據一方的歷史,加速了國家統一的進程。另一方面,戰爭的消耗也加速了本已搖搖欲墜的明王朝覆滅的步伐,44年后,握有中國政權276年的朱氏拱手讓出天下。誰又曾想到,偏處西南一隅萬山叢中的小小一囤,竟與幾個朝代的更迭和一個家族的興衰有著如此不可割裂的關聯。
既是國家意志的產物,海龍囤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宋廷筑城的理念。北宋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奉敕編纂的《武經總要》,被視為宋代筑城的指導性典籍。《武經總要·守城》中有著“加之得太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侍,兼此刑勢,守則有余”的記載。海龍囤筑于兩溪交匯處的龍巖山巔,正合此守城之道,且完全符合城池的結構,而與純粹的軍事城堡似還有一些區別。同書又記:“門外筑甕城,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橋。……甕城(敵團城角也)有戰棚,棚樓之上有曰露屋。城門重門、閘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至城門。”海龍囤尚存的鐵柱、飛虎、萬安、西關等諸關均設釣橋。囤后萬安關外的月城、土城,實際形成兩重甕城。囤前飛龍關亦狀如一小甕城。自飛龍關逶迤而下則是一道外城墻,一端連囤巔主墻,一端接囤南山險,使城墻整體略呈“9”字形,其在形狀和功能上,均與宋元之際的“一字城”相近。雖然現在很難將宋代建筑和明代遺存截然區隔,但有理由相信楊應龍重修海龍囤時,應是在固有格局的基礎上進行的。換言之,現存海龍囤的整體格局可能在南宋末年始建時便已奠定,且它并非一個孤立的存在,而與同一時期的其他城池在筑城理念上有著許多共通之處。
羈縻制和土司制度的產物
海龍囤是土司制度的重要實物遺存,它完整見證了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政策從唐宋時期的“羈縻制度”,到元明時期的“土司制度”,再到明代開始的“改土歸流”的變遷。從興建到廢棄,楊氏“土司”一直是海龍囤實際的主人。這在新、老“王宮”的稱呼中已經顯露無遺。文獻中多有楊氏衙宇僭越的記載,如《平播全書·獻俘疏》稱明軍攻破海龍囤后,“錄其關門之聯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擎日月;海龍囤上,半朝天子鎮乾坤。所居之門匾曰:半朝天子”。又稱“應龍益橫,所居飾以龍鳳,僭擬至尊,令州人稱己為千歲,子朝棟為后主”。這在發掘中的“新王宮”上是否有所反映?發掘顯示,“新王宮”是一組有環“宮”城墻,以中央踏道為中軸線的宏大建筑,占地約1.9萬平方米,大致遵循了“前朝后寢”的整體格局,與明紫禁城存有某些相近之處。屋頂脊獸,多帶有遒勁的三爪。“宮”內出土的大量來自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瓷碎片上確有許多龍鳳圖案,其中相當部分為五爪龍。但這是“王宮”在規制和裝飾上確有僭越之嫌的證據,抑或只是強勢土司的應有之物,尚難驟定。
“平播”之后,這處曾經的土司禁地慢慢頹圮,壯麗的“王宮”漸漸埋于黃土之下,原貌逐漸不為人知。考古成為今人重新認知海龍囤不可取代的途徑,這也正是發掘海龍囤的意義所在。
(作者系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