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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學者郝蘇民發來一封郵件,是他剛剛編好的隨筆集《駱蹄集》的文稿。細細琢磨他所擬定的書名,不期然地就想到了“不待揚鞭自奮蹄”的詩句,也就從中多少讀出了他的苦心:他把自己比作一匹終年在漫漫沙洲里負重跋涉不辭勞苦的老駱駝。以駱駝自況,對他而言,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郝蘇民的這束隨筆,乃是這個朔方回民之子,如今堪稱是民族傳統文化、人文學術凈土守護者的“尕老漢”,從1986年起主持《西北民族研究》學刊以來至今30年期間未曾間斷、以每期一篇“卷頭語”的形式留下來的一串串腳印。碰巧的是,文章共77篇,而其人正逢77歲!意味何其深長!西北花兒有段唱詞兒說:“一個(么就)尕老漢喲喲/七十七(來么)喲喲/再加上四歲者(葉子兒青喲)/八(呀)十一(來么)喲喲。”黃土地里迎著勁吹的朔風長大變老了的尕老漢,對待世態,嚴酷也好,炎涼也好,總能懷著一副樂天的神態,常常是“既唱且演,伴有挑逗性鬼臉或即興約定的體語:叉腰聳肩、比畫手勢等,以頓拍、節奏協調彼此動作,滑稽又戲謔,放懷更無羈,氣氛輕松活躍,實在痛快。”滿臉絡腮大胡子的郝蘇民,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即使在苦中也要作樂的尕老漢式的作家兼學者吧。
隨筆,是社會和歷史所需要與養成的一種散文形式。作者對世事、人事、文事、學事有感而發,題材隨時撿拾,一鱗一爪,盡收筆下,抒情、敘事、評論,兼有而不拘一格,篇幅短小卻不避鋒芒,語言靈動而不乏犀利。我做過多年的刊物編輯,在我漫長的編輯生涯和閱讀歷史中,曾經形成一種不足為人道的私人看法,即:好的隨筆并非一定出自作家之手,倒是一些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不論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還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他們所寫的一些隨筆,往往更有一般人難以企及的思想深度,文章也就自然更有嚼頭。郝蘇民的“卷頭語”隨筆,也許就屬于這一類吧。
我的一生中的大多數時間也是吃編輯這碗飯過來的,在這一行里,見的、看的、接觸的、經歷的,可說是無計其數,但像郝蘇民這樣能連續在一家學術期刊的主編位子上一干就是30年的人,卻著實并不多見。無疑他是一個例外,也算得上是個幸運兒。君不見,他主持這本學術期刊的歲月,跨越兩個世紀,其時正遇上中國經歷著改革開放的蓬勃進程,信息化、城鎮化鬧得沸沸揚揚,也就是說是中國社會發生巨變的30年。隨著社會的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價值觀念或明或暗地被改變,理想精神被消解,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學風不正、道德失范日見凸顯。而以改造和推動社會進步、堅守學術道德和治學正氣、發揚人文精神和抵制物質主義為己任的郝蘇民,他的那支筆,從一開始就沒有僅僅限定在純學術問題和圈子里的學風問題上,而是時不時地把自己的視野和目光擴展到了全社會,抓住一點,生發開來,直抒胸臆,抨擊現實,發揚正氣,指斥邪惡。于是,如我們看到的,這樣的人文精神和思想追求,幾乎滲透在每一篇篇幅短小、文風輕松的隨筆里。他的這些文字,也許并非篇篇都是精致之作,但最大的特點是與學院式的、書生氣的玄論無緣,既非銹跡斑斑的舊八股,也不是花里胡哨的洋腔調,而是以治學者的視角、思想者的理性、隨筆家的穿透力、“尕老漢”的幽默感,給社會和讀者“存下了那一段世象、那一片生活、那霎時一角世相、一瞬間的心態或半屢思緒的殘影”。對于一個隨筆作者來說,我想,做到了這一點,也就足夠了。
郝蘇民半生坎坷,是改革開放給他的命運帶來了轉機。跌宕艱苦的人生境遇把他塑造成了一個出色的蒙古學家。作為作家,他著有長篇小說《曙光》、隨筆集《我不再是羊群的學者》,翻譯過外國文學《金蛋》《布里亞特蒙古民間故事集》等;作為學者,主要在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領域,其人其文廣為人知。近10年來,在西北諸民族的傳統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貢獻良多。而《駱蹄集》不過是他人生著述的“另類”。苦難是智慧的搖籃。這部“另類”之作,也許比那些冷冰冰的學術著作,更多更深地顯示出他的人生底色——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