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

——第三屆“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言摘登

　　核心提示：10月19日，第三屆“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渝召開。在為期3天的會議中，專家學者圍繞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進行了研討。為充分闡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深刻內涵，記者特將大會發言進行了摘錄，以饗讀者。

　　土司研究中名詞概念亟須規范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

　　在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對規范使用某些名詞概念尚未形成共識。比如，對土官、土司概念的討論由來已久，然未形成定論。有人堅持認為，土官、土司分別指文、武土二職，也有人認為二者實質相同。后者更多強調今天的使用，眾多文獻也有充分的證實。前者則忽略了更多文獻的不同用法，這樣表述既不準確，也不能反映土司制度的全貌。

　　土官一詞是土司制度建立后演變為土司制度的專用語，并賦予了新的內涵。土司一詞是土司制度建立過程中出現的新概念，且使用極為普遍。以《清實錄》為例，土司出現3678次，土官只有339次。我認為，使用“土司”一詞更為恰當。我建議，在今后的研究論述中應統一使用“土司”、“土司制度”。這樣不僅遵從多數人的習慣，更是為了規范化。

　　治專史者須重斷代史之制度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商傳)

　　明之土司見于《明史土司傳》，所謂“西南夷來歸者”不過湖廣、四川、云南、貴州、廣西五省。今有學者誤將遼東諸衛列為土司，依據為《明史職官志五》于土官后附：“又有番夷都指揮使司三，衛指揮使司三百八十五……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云云。此段文字附于土官之后，且無標題，故極易被誤作土官之設置。其實，著史者于此段文字前已冠“番夷”二字，意在以有別土官。眾所周知，遼東諸衛，為清起家之地，其事為清廷所深諱，修明史諸人焉敢直書其事？然于此亦不能無所記述，故含混書之。據《明會典兵部銓選》記，少數民族之官有“土官”與“夷人”之別，故分列“土官襲替”、“夷人襲替”二條，其制有所不同，雖亦有“達官”、“夷官”“依土官例”者，則更可知其非“土官”也。今日學者切不可潦草讀史，治專史者，亦須重斷代史之制度研究，以免誤讀歷史。

　　應深化對土司制度的研究

　　(云南大學教授方鐵)

　　我們應深化對土司制度的研究。1949年以來，土司制度是學界研究的重點之一，取得不少研究成果。隨著近年研究視角的擴展，土司制度領域顯現出廣闊的研究情景，對諸多問題的探討也需要深入。例如：中原王朝統治邊疆的制度和做法，經歷了從初期的簡單、混同到后期的細致化和個性化發展的過程，其中以羈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最為典型。土司制度可研究的問題，包括邊疆地區的社會結構、階級關系、統治形式、社會文化、邊疆各民族的觀念和行為方式等。過去對邊疆社會史的研究十分薄弱，我們可憑借土司制度這把鑰匙，打開少數民族社會史研究之門。借助土司制度，可深入探討土司地區社會的演變史、文化傳承史以及居民觀念和心態的變遷史等。

　　土司之亂成明代嚴重邊害之一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員李治亭)

　　西南地區的土司，“自元迨明，代為邊害”。有明一代，270余年間，大約每隔七八年間，土司之間或土司與王朝之間就發生一次軍事沖突，甚至大規模戰爭。土司之亂，已成為明朝的嚴重邊害之一。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也多次爆發過規模不等的與土司的軍事沖突。探索西南土司之亂的根源，是當今土司學術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土司歷來“各長其部，割據一方”，必然與中央集權的體制不相容。當其勢力強大時，或為其經濟利益的驅使，不時進入漢族地區劫奪人口，雙方的沖突就不可避免；或受國家的管理體制所限，對土司的管轄不能直接進入中央行政管理體制。質言之，土司地區還沒有實行郡縣制，而土司自行其事，必與中央行政管轄權相沖突。土司制度被稱為“天地間一大缺陷”，土司之亂，實質是國家統一的問題。清雍正時，依據國家與民族“大一統”理念，實行大規模“改土歸流”，與土司割據勢力展開激烈的斗爭。廢土司制即廢除其特權，代以“流官”管轄地方，歸入中央直接管轄，才從根本上鏟除土司之亂的亂源，實現了國家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真正統一。

　　土司研究需要進行學術轉型

　　(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成臻銘)

　　我國自1987年成功地加入《世界遺產名錄》后，實現了世界遺產“零的突破”。目前，我國已有45個遺產列入名錄，位列世界第二，在申遺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土司遺產申遺，無論給地方政府還是專家學者，在文本編制和基礎研究方面均提出了諸多挑戰，這在基礎研究方面表現較為突出。開展了一個多世紀的土司研究在土司遺址與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關聯研究方面，仍存在諸多學術盲點。例如，“土司”一詞的語境問題，封建王朝借助土司在高原、山地、河谷、海島等不同地域進行差異化治理的問題，土司的民族版塊分布與空間變化，對以土司遺址為代表的土司遺產學術價值與文化價值的挖掘問題等，仍然有待挖掘。

　　鑒于此，為適應學術發展趨勢，加強土司遺產申報力度，土司研究需要進行學術轉型，需要在多元文化整合和多樣文化并存的視域下，以廣泛分布于高原、山地、河谷、海島的“土司區”為主體對象，與國內外致于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島區域治理研究的各個學科形成理論、方法及其他研究內容的對接，進而促成中外比較研究。唯有如此，才能順利且準確地找到土司遺產蘊含的突出價值，才能更好地服務于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事業發展。

　　警惕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良傾向

　　(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鄒建達)

　　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有關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出現令人欣喜的局面，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傾向應當引起關注和警惕。例如，一些國外學者和極少數國內學者，以一些現代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的土司制度，把土司的設置或“改土歸流”視為東方的殖民主義，把封建國家一體化的進程等同于西方的殖民擴張。另一個較嚴重的傾向是將土司制度泛化，將其存在的時間上推到秦漢時期，空間擴大到西南以外的東北、西北等邊疆地區，把封建王朝的一些特定邊疆民族政策均視為土司制度的內容。上述傾向有悖歷史事實，必然得出一些錯誤的觀點和結論，不利于學術的發展和學科的構建。還有，研究中理論歸納總結的缺失和碎片化問題也值得特別重視。

　　“改土歸流”有利于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湖南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副教授羅維慶)

　　土司制度的推行及廢除，都是在少數民族主政中央王朝時進行的，這應該是站在少數民族自身的立場上，對治理多民族“大一統”封建國家考慮的結果。在我國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尚未成熟的封建專制制度，既無能力也沒必要將深山僻野的少數民族地區納入其直接統治范圍。“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眾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哉。”就是當時統治者心理的真實寫照。但當封建制度發展到其頂峰時，既無法征稅，又不可駐軍，只能依靠世襲土司實行間接統治的土司制度，顯然不能被己非常完善的“大一統”封建專制制度所容忍。解決土司割據一方的問題，自然提上了議事日程。康雍乾時期強盛的國力，保證了雍正及后繼者“改土歸流”政策的推行，土司制度的終結也就瓜熟蒂落了。“改土歸流”并非是“拯土民于水火，救土民于倒懸”的民族解放，而是中央王朝以直接統治取代間接統治、僅限于少數民族地區的一項政治制度改革。不論封建統治者目的如何，“改土歸流”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極其深遠，不可否認導致了民族文化的迅速同化，但它同時也消除了割據，打破了閉塞，促進了交流，使少數民族群體逐漸融入了社會主流圈，形成了大一統國家的共識化意識、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有利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