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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樁美國假畫案引起了國內媒體的頻頻報道,目光聚焦在為藝術品經銷商Glafira Rosales“供貨”的華裔藝術家錢培琛身上。《紐約時報》報道中稱:“在過去15年間錢培琛偽造了至少63幅包括杰克遜·波洛克、巴奈特·紐曼等抽象表現藝術大師的作品。但Glafira Rosales吹噓這些作品是真跡。它們不是對存世作品的復制,而是作為新‘發現’的大師作品被售出的。”這些畫已經進入了一些國際展覽會、一家博物館和一所美國大使館。
近年來,藝術界不乏作偽事件弄得紛紛揚揚者,藉此一事件,本期茶座邀請幾位專家,針對油畫作偽現象、藝術品臨摹和復制、收藏機構的鑒定等話題進行討論。
本期策劃: 續鴻明
本期主持: 馮智軍
本期嘉賓:
邵大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陳傳席(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楊飛云(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油畫院院長)
王端廷(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外國美術研究室主任)
陳源初(旅美藝術家)
陳源初:首先用“偽造”二字我認為不妥。說錢培琛是“復制”或“臨摹”了大師們的作品,更為貼切。因為在錢培琛出售這些作品時,即使他簽上大師們的名,購買者(畫商)知道其是復制品,價格幾千美元也是行貨價,這絕不是偽造成真跡出售。所以從法律上看,錢培琛是無責的。畫商購來后當作真跡出售,是畫商的責任。事實上,法庭并無起訴錢培琛,最多是調查。
這次仿制事件,傳得風風雨雨,很多人幸災樂禍,甚至夸大其詞,我覺得是不公平的。培琛是我的老友,曾經是1979年上海“十二人畫展”的發起人。1981年他到美國時已經40歲,迫于生活只好在最底層打工、街頭賣畫。他師從抽象表現主義大師Richard Pousette-Dart,作品熱情奔放,色彩斑斕。他具有梵高和蒙克般的氣質和生活經歷。
邵大箴:這個現象發生在錢培琛身上,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因為作偽在藝術史上從古至今都有。從相關報道中錢培琛的經歷來看,他有相當的藝術技巧,到美國之前就進行過嘗試,到了美國也對抽象表現主義有過深入的研究,說明有一定的天分,但缺乏法律意識。這是特殊事件,不能概而論之,更不應放大。
陳傳席:看到這件事的第一個感慨,就是如果中國對假畫也這么重視就好了。我30年前在美國時,有位教授告訴我,在美國造假畫,比造假鈔要罪加一等。這個事件從現有的報道看,畫家是被利用的。
中國也應該重視假畫問題。有的畫家竟然以此為榮,有位畫家就自豪地說,我造的黃賓虹的畫用在某某雜志封面上。據說還有人偽造傅抱石的假畫已經獲利幾億元。
作偽是個社會問題。而且現在不僅假畫需要打假,還有假文。現在的假文很多,偽造我寫的評論文章就有,完全自己編造吹捧自己,然后署上我的名字。還有人在我寫的評論上擅自進行改添的。我給一位畫家寫過一篇評論,結果朋友打電話問我,我才發現是他自己加了很多吹捧的話,還夸贊自己是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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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這個事件的報道后,您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邵大箴:抽象表現主義有寫生的基礎,但不是寫實型的,是抽象表現型的。這種畫更講究藝術才能,比如波洛克的寫實功力就不夠,但他們的表現力很強。相對古典大師寫實能力相當高、功力上難度比較大的作品,抽象表現主義更多的是發揮自己表現性的才能,容易給贗品解釋成不同時期的探索和手法,所以容易模仿而不被識破。
陳傳席:這些抽象派的作品,還是相對比較容易模仿。如果是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的作品,能模仿的了嗎?這也說明一個藝術質量問題,如果一幅作品能夠被普通畫家偽造得一模一樣,那原作者的功力也是有限的。真正的大師作品,能被偽造并騙過專家的眼光,那是很有難度的。
楊飛云:抽象表現藝術畫的不是有形象的,是有點情緒,有點控制的抽象表現,知道這個方式后,在技術上比較好做到模仿,這也是此類作品的弊端。比如波洛克的作品,色彩靠自然流淌或甩在畫面上天然的效果,不是藝術家完全掌控,也沒有形象辨認,這種純抽象很容易模仿,甚至仿品連波洛克都不一定能認得出來。
這幾位藝術家的作品年代很近,無法用考古的方式來辨別,那就只能靠直觀判斷,根據作品的相似程度或特征來比較。所以我覺得不奇怪,因為這個太好模仿了,而且模仿得好了,一般專家也不易分辨。如果讓藝術家本人或同等水平的藝術家來鑒定會好一些。
王端廷:藝術品偽作之所以能夠得逞,是因為藝術創作與流傳的私密性造成了這種可能。我們可以注意到,事件涉及的幾個藝術家過世不久,并深受藝術市場推崇,所以可以偽造各種作品來歷和故事以增加真實性。而且他們的作品也比較好臨摹,我們看到的很多印刷品上波洛克的作品都是他的精品,但每個畫家也都會有一般之作甚至敗筆。仿作達不到他精品的程度,但達到他差的作品水準還是可以的。
陳源初:錢培琛的這些仿作,并不是100%拷貝某幅作品,而是仿其風格“創作”的,所以專家無從對照。再說這些專家的水準多高也難下結論,也可能有故意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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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錢培琛是否有意作偽,他的這批作品流入市場后被當作新“發現”的大師作品,為什么展覽會或博物館的專家沒有看出其中的問題?
邵大箴:外國人畫中國畫容易分辨,因為中國畫有兩千年的傳統,這種筆墨功力不是簡單就能學成的,而且還有中國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個人天賦、才能。所以韓國、日本的畫家畫得能接近中國,但還是得不到中國筆墨的真精髓,他們仿造中國大師的作品都很困難,更不要說歐洲人、美國人了。
油畫和中國畫不一樣,它的造型、筆觸、色彩,中國人掌握起來相對容易。當然寫實的色彩感覺也很難,但抽象表現主義還是相對容易,不會像模仿中國畫這么困難。
陳傳席:外國人畫的中國畫,會加進他們的理念,有獨特的味道,但不可能有中國傳統的內涵,很容易分辨。中國人畫的油畫,外國人也能判斷出來。我在美國時,美國的藝術界同行就告訴我,你們中國人到歐洲去學習,最后畫出來的一看就是中國油畫,只有一個呂斯百畫的油畫像歐洲油畫。
中國畫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中國畫的好壞主要還是內在的,所以外國人看中國畫很難看出優劣。而中國人看外國作品的好壞還是容易些,因為它主要是形式。
楊飛云:中國在開始學習油畫的時候,西方的專家一看就知道不地道,我們用了幾代人去解決油畫感、油畫特性和油畫表現力等問題。但這是個技術問題,不是藝術問題。至于說油畫所代表的內涵,中國一流的畫家,比如林風眠拿到西方一點不亞于梵高、畢加索這樣的畫家,這個內涵指的是境界、品味、精神。但是在油畫表現上,到了留蘇之后才把“土油畫”克服了,所以外國專家一看就知道你油畫的語言和技巧的水準。與西方歷史上的經典作品比較,我們在油畫語言上還是有距離的。
王端廷:就像西方人畫不出中國式的水墨畫一樣,我們中國人也很難畫出西方式的油畫。人種不同,語言也不同,這在巴別塔神話里對世界上物種各從其類已有區分。如果我們跟西方人說的語言是一樣的,畫出的畫也是一樣的,世界就沒有差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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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和油畫是兩種繪畫體系。外國人畫的中國畫,很容易就能被我們看出來水平如何。中國人畫的油畫,外國同行是不是也容易分辨?
邵大箴:臨摹的作用在中西都是一個道理。油畫的臨摹要學結構、造型、色彩,中國畫臨摹要學筆墨、章法、意境。中國的傳統臨摹是起步,學書法要臨帖,學畫也是先臨《芥子園畫譜》,再去臨摹大師的作品。西畫是從寫生著手,到了一定階段,要深刻理解古典大師經典藝術的創作,才去臨摹,這是古典主義、寫實主義的做法。現在西方把這種方法拋棄了,不主張臨摹。歐洲和美國的美術館里臨摹的畫家,大部分是異域的畫家或寫實的畫家。
陳傳席:無論是中國畫還是油畫,學習起來都要臨摹。但中國畫臨摹更重要,如果能把好畫臨摹好了,那創作就基本上達到一半了。外國也臨摹大師的作品,但西畫總是臨摹還是不行。臨摹的作品進入市場,關鍵是必須要注明這是臨摹。并且臨摹得好,也未必不能賣高價,比如張大千臨摹的作品,價格也很高。
楊飛云:西方比如魯本斯臨摹提香,安格爾臨摹拉斐爾等,不是為亂真而去復制,是一個大師臨摹另一個大師,是研究和學習,這個我們從專業上可以看出它的痕跡。但是臨仿的作品以原畫的方式進入市場,這是很糟糕的,在中外市場有很多,有的時候避免不了。唯一的辦法就是打假,不能讓新的假畫再流到市場,這是一個國家或社會要做的工作。還有一方面,就是應該組織一個學術團隊,除了識別贗品,還得給一些被誤讀的畫正名。這在西方一直有人在做。
王端廷:對于臨摹作品進入市場,要用知識產權法、版權法來規范。不是說臨摹的作品不能進入市場,只是臨摹的作品不能獲得跟原作同等的價格或待遇。比如深圳的大芬村,就是一個“作偽”的工廠,但他們明白地表示就是仿制的,而且仿制品只要幾十元、幾百元。原作者和臨仿作者的權利與權益是不一樣的,分清這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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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中國畫還是油畫,學習階段都要臨摹名作,臨摹的作用、意義及區別是什么?臨仿的作品進入市場,怎么避免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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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家或美術館收藏藝術作品時,應該注意哪些方面,西方藝術品是如何進行鑒定的?
邵大箴:柏林美術館,有一幅倫勃朗戴鋼盔的肖像,一直都認為是他的原作。上世紀人們就懷疑,這幅作品可能是倫勃朗畫派的藝術家畫的,現在這幅作品在柏林美術館是打了問號的。
我參觀過盧浮宮的作品鑒定,他們對每位藝術家的作品,會分析不同時期代表作品的色譜。比如用色的方法、分層的顏色、具體色彩的調配等,通過很多作品,把藝術家的色譜歸納出來。就可以知道某位藝術家在不同時期的作畫特點,從而大致有一個比較科學的判斷依據。
陳傳席:博物館的收藏尤其要注意,因為一般人都認為進入博物館的是真品。所以在展出仿作或復制品時,一定要注明。另外建議不論中外的博物館,在收藏展示時,應注明入藏日期、來源,讓觀眾有一個思考、判斷的余地。鑒別仿作,可以借助科學的手段,但也需要專家。現在中國畫鑒定多是靠目鑒,但考證是最可靠的方法。博物館收藏作品,一定要經過考證。
現在假畫、假畫機構多,假的鑒定機構、鑒定“大師”也多。所以除了政府機構與公安機關要有嚴厲的處罰措施之外,還應該成立兩個公開、公正、透明的鑒定協會,一個鑒定真假,另一個鑒定優劣,選擇各方面敢講真話的專家,有鑒有賞,來凈化這個市場。
楊飛云:所有的贗品從內涵、審美、格調、意境、氣韻上,會和原作差得很遠,因為原作是藝術家創造出來的,贗品是模仿著描出來的。還有從技法上贗品自然天成的感覺不夠,氣韻不足,不連貫。另外贗品情感不飽滿,藝術家畫出神品時,精氣神是凝聚、忘我的一個狀態。
藝術品的特點,使得從古到今就有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人。其實最大的造假是一些江湖術士,他們達不到大師水平,卻把自己炒成“大師”,這種假其實是更要命的。他本身就是一個末流的畫家,但他經過包裝、炒作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大師”,賣大師的價格、要大師的名聲,實際上他連三流的資格都不夠。這種造假,比贗品更可怕。
王端廷:國外對藝術真偽的判斷一般是材料鑒定法和風格鑒定法。一個時代的材料是有特定時間特點的。今天的材料做得再舊,通過科技手段也會露出馬腳,但是同時代的就很難去鑒定了。還有一種是藝術風格鑒定法。一個藝術家的風格是固定的,即便是有早、中、晚期的變化,但畫風都有個人唯一的特點。偽制的終歸在氣息、力度、形和色上有差異。還有后來的筆跡學,都是西方藝術史家鑒定作品真偽的手段。
材料鑒定法靠的是科技手段,風格鑒定要靠專家。西方藝術史家是專門化的,在西方沒有一個藝術史家的研究跨度超過一百年。西方的藝術家只會研究一個流派,或者一位藝術家,甚至只是研究一個藝術家的某個階段,比如有人專門研究達·芬奇的筆記,像這樣的專家才是專家。不像中國,研究西方就研究上下幾千年的藝術史,這個不是專家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