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地域性的獨特書寫——近期少數民族兒童文學的發展狀況

　　一

　　在近兩年來的少數民族兒童文學中，兒童小說依然占據主要地位。在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語境中，少數民族地區的圖騰文化、游牧文明，以及由此洇進少數民族兒童文學作家心靈中的生態理念、家園意識都被進一步激活。

　　動物文學再度興起，證明這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寫了《浪谷炊煙》《狼血》《獅童》等中篇動物小說，蒙古族作家許廷旺則連續出版了《馬王》《頭羊》《草原犬》《狼犬赤那》《罕山雪狼》《狼道》《火狐》7部長篇動物小說。此外，黑鶴的短篇《黃昏夜鷹》、許廷旺的短篇《沙松》，在書寫古老傳統、動物尊嚴等方面都有新意。他們幾乎寫遍了草原上具有靈性的動物。這兩位作家，同是內蒙古東部地區人士，同是“70后”，但一個生長在呼倫貝爾的草原深處，一個生活在科爾沁的草地與莊稼地的交錯處，一個是企業文化工作者，一個是小學教師。生活情境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異，使他們即便是寫同一題材，寫來卻各有其獨特之處，因此筆下的草原動物們也就無比生動起來。這些作品，稱得上“各式各樣、多姿多彩”。如黑鶴寫了一只名叫巴努蓋的老牧羊犬，寫巴努蓋對書中草原少年的親近，極具荒野氣息，作者甚至從巴努蓋的視角來描寫草原的荒涼和廣袤。而許廷旺寫的年輕牧羊犬賽汗卻是另一副模樣，它對草原兒童是如此的依順和依戀，作者通過賽汗一路上遇到蝴蝶、大青馬、草原鼠、野兔時的情景，寫出了草原的生機和活力。

　　不同作品的特色對比，凸顯出當下動物小說的民族風采。“民族”、“地域”都是寬泛的概念，而優秀的動物小說都通過細部描述來呈現民族風情、地域風貌。書中對草原犬形象的刻畫、塑造，洇浸了民族文化心理元素，滲漫著草原民族兒童特有的情感、情趣，作家的情思、情愫也自然地融進其中。讀這樣的作品，除了記住那些與人相依相存、可信可愛的草原動物，也會由此想到它背后的歷史與現實，并產生內心的共鳴。這些動物小說所呈現的民族性、地域性是與兒童性融合一起的。這些動物小說中對民族地區諸多動物的細部描寫，因為與民族兒童生活渾然一體，就總是充分、恰切地展現出民族作家的藝術個性，令人感到新鮮、新穎，使這些寫給兒童的動物小說，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中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美感和藝術沖擊力。

　　這些動物小說中所描述、所表現的人與自然互為依存的關系，正是生態文明、生態理念中的核心問題。黑鶴在《狼血》中曾細致地描繪牧羊犬諾亥追尋、捕殺一只在草原上到處挖洞、啃草的旱獺的過程，暗示著草原上人的生態意識、生態觀念的由來。許廷旺在《馬王》中非常細心地描寫了沙塵暴在冬春兩季頻頻襲擊草原的情景，又寫出了當下草原急速沙化的生態危機。而把現實中的生態危機寫到極致時，令人有一種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和鮮明的質感，才能具體地展現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

　　這些動物小說中所呈現的風云變幻、草木枯榮的天地現象，所展示的物競天成、生態平衡的自然規律，既是悠久的客觀存在，也是悠深的藝術陶冶。而這一點正好與民族兒童文學創作中既定的豐富民族兒童智慧的精神高度契合。因此，作品中的動物們常常演變為一種象征，它們的種種故事也就成為一個個奇妙的寓言，從而使兒童動物小說更具哲理性。

　　這些小說雖然大都以動物為主人公，但都著意于刻畫、塑造草原少年形象。如黑鶴作品中的那日蘇、小巴特、阿爾斯楞，許廷旺作品中的敖登、達來，既表露出童心的純美善良，以及人類與動物相互理解與關愛的一種默契，更張揚了草原上新一代少年血性、陽剛、硬朗的氣概，彰顯出草原民族心理素質在新時代的新發展。由此，作品巧妙地將原來的自然生態騰挪至社會生態，寫出當代人“生態道德”的缺失，使新世紀草原少年正氣一身、豪氣滿懷的精氣神感染了讀者。

　　顯然，當下的兒童動物小說仿佛是從草原上傳來的一支支悠揚的牧歌。濃郁的民族地域文化韻味、深厚的生命家園意識、鮮活的草原少年形象、強烈的理性和藝術沖擊力，構成了它在發展中的特色。

　　需要引起特別注意的是新人新作的出現。如侗族作家龍章輝的短篇小說《絕版牛王》，雖然只有萬余字的篇幅，卻極細膩地描寫了牛在侗寨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描繪了侗寨人在斗牛節上對牛王勇武強健精神的崇敬心理。寫牛王，就寫出了農耕文明和民族精神。但在社會轉型的時期，商品經濟大潮也涌進了偏遠的侗族山寨，淡化了人們對牛王、對耕牛的情感。作品中，侗族少年天運和他的妹妹阿月令人難忘，他們對牛王的真情和深情，激人反思。這樣的作品，并不是早早地設定了傾向和目的，而是自然地拓寬了人們的文化視野，成功地避開了當下“一窩蜂”的動物小說模式，無論從取材、立意、文字，都執拗地追求和堅持一種文學理想和審美價值。作家的興奮點在當下的現實。現實使他有了太多的靈感和激情。有靈感和激情才能有批判的力量和勇氣，有力量和勇氣才能有文字的深刻和樸厚。

　　由于兒童天性親近動物，一些并不是專門為兒童創作的動物散文，也常因作品中動物被寫得活龍活現、語言運用得鮮活鮮明，受到青少年讀者的喜愛。如滿族胡冬林的《山貓河谷》、維吾爾族艾貝保·熱合曼的《放羊的日子》、納西族人狼格的《世界的細節》，都很自然地揭示出人與動物關系的深層意蘊。這些作品，往往勝過那些刻意描寫動物討人喜歡的“姿態式散文”。

　　二

　　無論是強調哪一方面的文明建設，發展未來一代的創新、創造力至為重要。土家族作家彭緒洛一向主張少年們讀萬卷書走萬里路，倡導他們探險勵志，并身體力行。近年來，已出版“少年奇幻冒險”系列、“少年冒險王”系列、“兵馬俑復活”系列和“時光定位鐘”系列等長篇小說。其中，“時光定位鐘”系列包括《幽靈船》《骷髏旗》《假國師》《麥加城》。彭緒洛創作速度之快、作品之重，總是令人驚喜。作家自己所經歷的驚心動魄的冒險行程，所神往的雄心壯志的夢想行動，以及珍愛生活、深愛少年、熱愛理想的激情和沖動，全都匯聚在這一部部作品中。這些作品既能進一步激活少年讀者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更能激發他們迎接挑戰、改變現實的正氣與勇氣。

　　少年歷險小說，在19世紀西方兒童文學中就已出現，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在前蘇聯兒童文學中也曾占據重要位置。彭緒洛善于借鑒、汲取前人的經驗，同時也寫出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說，他的創作既是本土的又是超越本土的。“時光定位鐘”系列中的少年主人公清江水，從名字到言行，都是地地道道的中華少年。因時光定位鐘的力量，穿越到600多年前的明代，跟隨鄭和船隊下西洋。彭緒洛不受當下某些童書熱衷于起洋人名、洋地名的影響，而是老老實實地寫中國少年在好奇心、求知欲驅使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寫具有中國歷史背景的幻想故事。這些作品既把握、順應了中華各民族少年兒童的心理狀態，也表現、揭示出世界各地區各民族新一代年輕人不同的向往和追求。

　　彭緒洛的作品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有濃重的魔幻元素，使魔幻與科幻相交融。書中的一切情節，都緣于“時光定位鐘”，但不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故事的起因、產生、發展都有根有據、有始有終。如《幽靈船》中寫清江水和小胖、張佳進入神秘山洞后，在暗紅色的巖石層中發現了一個水晶盒子，盒子里裝著一個極普通的鐘表。鐘表下端有6個小轉輪，轉輪上顯示有數字。清江水把數字調成他的QQ號——140607，竟使他在瞬間進入1406年7月，并在汪洋大海中遇上了鄭和的船隊。情節荒誕、怪誕，卻自然、自如。

　　彭緒洛的小說處處設置懸疑，層層進行推理，偵察與偵探結合、冒險與探險一致，使作品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幽靈船》中，清江水在山洞里、在大海上、在船隊上的所有遭遇，看似互不相干，卻是互為前提，因果相連。少年讀者會在閱讀中生發一種探索、追究的興趣，在理解中生成一種辯證、周密的思維方式。同時，其作品還具有一種詩意、幽默的表達。如《幽靈船》開頭對清江水置身于水天相連的茫茫大海的情景描寫，對一團藍色陰影瞬間活轉、似一條細長的飛棱快速游動的描述，對大榕樹下深邃山洞中意外發現的描寫，對破舊的時光定位鐘的幻境變遷的描述等。這些描寫都著意于穿越的神奇、變幻的美妙，著力于環境的渲染、氛圍的營造，由此凸顯了一個“險”字。

　　與此同時，許廷旺根據長時期流傳在科爾沁草原上的傳說和上世紀40年代日本兵入侵的故事，寫出了“草原冒險”系列長篇小說，包括《尋找忽必烈密碼》《復仇的金像》《蒙哥密洞》。這些作品有著濃濃的傳奇色彩，但書中所塑造的林不幾等幾個草原少年形象，所敘述的三個有頭有尾的尋寶故事，都令人覺得很真實。這些作品類似于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的驚險小說。作品中，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弘揚了民族文化傳統，表現了民族審美意識，并將現實和想象、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完美地融合了起來。

　　三

　　論述近年的中國兒童文學，“原創”，是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這體現在前面所述的動物小說和探險小說中，也體現在兒童詩的創作中。

　　滿族王立春的詩集《光著腳丫的小路》和童話詩《偷蛋賊》、回族王俊康極具朗誦性的詩作《向雷鋒叔叔學習》、瑤族唐德亮的鄉土詩《犁田》《秋之野》、裕固族阿拉旦·淖爾描寫童年的詩《給我的扎西草》、佤族聶勒的抒情詩《牧歌》《如果》、布依族王家鴻的敘事詩《把一群羊趕到天上》、滿族佟希仁的組詩《長白山下搭帳篷》等，各有異彩，又有共同的底色。那就是，南方北方不同民族的詩人們，都堅持了對現實的關注和兒童心靈的探索。

　　其中，王立春的作品既有想象的奇特，又有對民間童話的借鑒、汲取，使詩有故事的生動，使故事有詩的色彩。王俊康在有力的節拍、鏗鏘的節奏中恰當地滲入了對新時代的體悟和對現實的拷問。阿拉旦·淖爾、聶勒、王家鴻則從不同角度把牧區的童年引入詩歌，反映出了牧羊少年的辛勞和快樂、敏銳和智慧。唐德亮深知長者種田的酸苦和收獲的香甜，卻用別樣的比擬來表現一種溫暖、喜悅的感覺。佟希仁在優美地書寫少年們進長白山露營生活的同時，深情地抒發了對抗聯先烈的緬懷和崇敬。

　　應該說，這些作品的力量就在于原創性。例如，王立春的《花紐扣》：“這些野花/這遍地黃的紅的藍的野花/是草甸子的紐扣呢//這些花朵紐扣/系住了地上的綠草衣衫/再沒有哪一片草甸子/離開地面亂跑//沒有扣子怎么行呢/草也要系扣子/你看那敞著懷的干草/跑得到處都是//草甸子系上了一朵一朵的/花紐扣/真好看”。再如唐德亮的《秋之野》：“田野一片金黃/稻穗低垂。與小溪交流心事/一只白鷴攜一陣清風/飛過。稻穗昂了一下頭/大山上的樹便紅了/深了，遠了/斑了/斕了”。從這些飽含民族情感、呈現地域色彩、洋溢童稚情趣的不同詩作中，可以看到民族兒童詩創作的態勢。一首首兒童詩，雖然包容童年少年，籠罩萬物萬事，詩人提升的意象卻都是各民族少年兒童最為喜愛、最感親近的大自然和飽含情感、深藏意義的身邊物。平凡的自然萬物，經過童心、童情的浸漬和人性、人文的洇滲，構成為合乎日常、順乎情理而又超乎尋常、異乎事理的奇譎的意象，并由此構筑了一種近在眼前遠在天邊的神妙意境。

　　可以說，這些專心創作兒童詩的詩人，都摯愛民族文化，并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使他們能夠站在孩子們的立場上，天真、直觀、好奇地面對一個遼闊、多變的世界，爛漫的情思承載著不同民族孩子們的夢想，承載著特定地域的生命的重量，使他們能夠看到別的詩人看不到的不同民族孩子心中的大自然和小生物、大宇宙和小生命，能夠感受到很多孩子還沒有感覺、感悟到的歷史大前行中的細小變動、現實大變革中的微妙變化。這就使他們的兒童詩有著別的詩人詩作所沒有的文化的、藝術的特征。

　　中國傳統詩歌既講究品格、意境，又講究誦讀、吟唱的效果。這一首首兒童詩，雖都篇幅不長，讀來卻意蘊深邃而又鏗鏘動聽，除情感真摯外，朗誦詩注重凸顯意象的音響節奏，呈現為詩句音韻的和諧與和美。這些詩作看似不押韻，品讀之下，卻感覺每一首詩都有內蘊的節律。明朗、鏗鏘的節奏，明快、昂揚的律動，營造了一種歡悅、快樂的氛圍。無論哪個民族的詩人，由于更加關懷民族兒童、關注時代變遷，在兒童詩創作中，都更明朗地表現出光大民族文化的自覺。除了更加注重語言精湛、布局精當，注意細節描寫、情境描繪，這些作品還常常借鑒民族民間口頭文學的藝術手法，把獨一無二的生動性帶給了詩中的萬物萬事，使奇巧成趣、奇異出新成為民族兒童詩的一種新的風格。

　　此外，校園小說和校園童話也別開生面。蒙古族韓靜慧依然堅持書寫她的校園小說。長篇《一樹幽蘭花落盡》寫出在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里，校園中不同民族不同家庭的少男少女的生活、思想、情感，并由此輻射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思考、思辨重大的社會倫理和道德問題，深層地關注當下民族少年的精神境況，從而把她多年來對本民族少年從草原走進城市的思索繼續往前推進。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韓靜慧竟能以她柔軟的筆，在歷史和現實的煙云中鑿開生活潛藏的暗道，將鄉村、牧區與城市打穿，拓展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嶄新視野，使校園生活的外延大大延伸。書中所描寫的發生在校園里的不同民族少年之間的矛盾沖突，帶有鮮活的現實感和時代色彩。

　　校園童話方面，以蒙古族陳璐的《笨鳥的世界》為代表。作品的主人公是天才男孩塔克，他可以自己看到、也可以幫助別人看到不同的人唱歌、說話或彈琴的聲音。“我”的爸媽一向逼“我”彈琴，自從看到“我”的琴聲似大冰山一般冰冷、凍硬，就一改以往的態度，任女兒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而塔克也終于成為一名培養大音樂家的教師。作品以獨異、奇異的想象，凸顯出當今兒童教育中應該注意的問題，那就是：應該尊重個性，張揚個性。一向堅持用母語創作的蒙古族老作家力格登的蒙文童話《神奇的皮囊》寫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少年在岔路口毅然選擇了求知、探索、進取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歷經艱難險阻，背負的皮囊竟變成了菱形的博士帽，牢牢地戴在了愛動腦筋的少年頭上。這些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新的創意。

　　還應當提到的是，一向善于講故事的老作家們也都有新作。如彝族普飛的幻想故事《雞蛋發芽》、幽默故事《飛車少年李勇飛》，滿族佟希仁的生態故事《農夫的兒子和蛇》、生活故事《辣妹》等，都緊扣時代脈搏，基于民族少年的現實又有所超越，并因此具有了普遍的意義。

　　四

　　有一些民族文學作品，并不是民族作家有意識地寫給兒童的，但他們在創作中秉承現實主義的精神氣質，心存愛意，同情弱小，關懷民族兒童的生存境遇，關注民族靈魂的深層狀態。因此，就能真實地寫出民族兒童天地里的現實故事，并用理想之光照亮黯淡的生活場景，還由此反映出一段歷史、一個時代民族心理狀態的變化和發展。這樣的作品，其實是民族兒童文學中很寶貴的一個部分，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這些作品多視角地書寫民族兒童的生活和心靈，既寫出現實社會中的酸甜苦辣，更顯出民族少年兒童的淳樸淳真、正直正氣，使民族氣質與時代氣息、地域氣韻與兒童氣場融合一體。

　　土家族苦金的中篇小說《星星由誰點亮》，寫生活中的陰差陽錯，使才情橫溢的白領女性與粗魯多疑的鄉村男人組成了家庭，生下了聰明不馴的兒子。在生活矛盾、性格沖突之中，人性的光輝逐漸點亮，童心的光明正在熠耀。作品中少年沙寶的倔強與至純、上進與稚真，感人至深。回族女作家馬金蓮的短篇小說《柳葉哨》，寫大西北窮鄉僻壤里回族少男少女的生活變遷、命運遭際，寫他們的善良心地、真摯情懷，寫貧困少女梅梅的情感失落、無奈出嫁等等，細膩地展現了那一年代寧夏邊遠鄉村生活以及伴隨著改革開放這一時代進程而出現的變化。

　　仡佬族肖勤的短篇小說《暖》，寫12歲的山寨小姑娘小等，爸媽外出打工，后來爸爸酒后死去，媽媽沒錢回來，奶奶患了重病，自己獨撐著家庭。瘸腿的村小代課老師慶生因怕受到非議，不敢接受小等，以致奶奶去世后，小等在暴風雨的夜晚迷路了，觸電了。作家所寫，豈止是一個少女的悲慘遭遇，而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面臨的嚴重、殘酷的社會問題。回族高深的短篇小說《獵人的兒子》寫喇嘛溝老獵人常寶青因為救被黑熊追趕的人，又不想打死黑熊，反被熊撲倒，跌下懸崖而死。獵人兒子常春發誓為父報仇。但在遇到黑熊時，恰見大熊正護著兩頭小熊走出草叢，憐憫之情油然而生，就槍口朝天，放走了“仇敵”。作家固然著意寫出少年心中的大愛大善，更揭示出民族文化的歷史積淀與現實狀態。

　　藏族班丹的短篇小說《泉心》寫“我”在泉邊提水時遇到的一個七八歲的藏族小女孩嘎嘎。嘎嘎坐在泉邊石頭上，靜靜地望著天邊的云朵、雪峰，腳邊放著容量達10公斤的塑料桶。我來到嘎嘎家里才知道，嘎嘎阿爸3年前朝圣不見回來，阿媽有病躺在床上。而在瞬間爆發的地震中，阿媽也沒了。作品蘊涵著愛與同情，更包含著批判與拷問。

　　有的作品想象極其豐富，接近于幻想文學，如維吾爾族巴赫提亞·玉素甫的《翅膀》，借民族民間流傳的鷹孩傳說，寫維族男孩在浩瀚無垠的沙海中，夢想自己的雙臂變成一對翅膀，堵上風口，擋住流沙。這部作品反映出生態危機的大問題。還有的作品高度關注現代化進程對于淳樸的民族少年的種種影響，以及由此生發的觀念沖撞與精神束縛。藏族尼瑪潘多的《瓊珠的心事》有青春文學的味道，寫初中畢業回鄉的協噶爾村少女瓊珠，喜歡穿牛仔褲，喜歡進城，內心有著美好的向往。但她的一言一行都為村人所不容。有誰能理解她的心事呢。作家寫的是“瓊珠的心事”，昭示的是許許多多至今還生活在民族鄉寨的少年們的“心事”。題旨深刻而厚重，意義超過作品自身。

　　類似的作品，還有不少是民族作家寫的適于兒童閱讀的各類散文。有寫自然情愫、人文情懷的，如蒙古族席慕蓉的《貝殼》、陳曉雷的《呼倫貝爾童謠》，土家族向迅的《鄉村筆記》，達斡爾族蘇程明的《又是野鴨飛來時》，滿族巴音博羅的《雜技與魔術》、關俊利的《努爾哈赤故里》《盧溝橋》；有寫家園故土、童年記憶的，如彝族左中美的《與秋有關》、蒙古族鮑爾吉·原野的《皮表》、苗族朗溪的《寫一節故鄉》、毛南族孟學祥的《石頭與土地》；有寫當下生活、兒童現實的，如蒙古族唐新運的《院子》、佤族布饒依露的《尋找巖布勒》。

　　這些作品篇幅都不算長，卻使人讀到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少年兒童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賦予民族兒童文學以現實和歷史的厚度，引發人們對現代化進程中少數民族精神走向的深切思考，使還顯薄弱的少數民族兒童文學更為充實、更為豐富。

　　這些作品，可以從另一側面給我們帶來啟示。由于這些民族作家分布在祖國東西南北的鄉野山林，他們以不同的視角、從不同的層面較為廣闊地展現了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少年兒童在歷史進程中的生活現實，使民族兒童文學的故土敘事呈現出一定的多元性和層次感，又體現出更強的當代性和現場感，顯示出在民族兒童文學領域中重續現實主義傳統的重要和必要。因為少數民族少年兒童如今大都仍居住在山寨、鄉屯、草原，這些作品對農耕、放牧生活的書寫，仍具有難以替代的意義。

　　這些民族作家不僅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寫出了民族少年兒童的生活變化、情感取向，更在于他們將一種地域書寫變成了一種文化審視，巧妙地從民族少兒的體察、體驗切入，以一種旁敲側擊或隱喻暗示的方式，呈現自己對歷史、文化、宗教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的思考。也因此，這些作品不僅僅體現出全球語境中地域書寫的獨特性，還體現出在這種獨特性中再現兒童小視野和歷史大背景共存的民族兒童文學的獨特的文化價值。

　　這些民族作家真實生動地描述了時代發展中新的民族少年兒童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難得的是，民族作家們并不只是滿足于對民族少兒人物人情人性美的描寫和贊揚，而是致力于寫出進入現代社會，工業文明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入侵”民族地區時，生于斯、長于斯的民族少兒，該怎樣承揚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并與時代一起前行。可以看到，這些作品中的民族少兒人物都生活在劇烈變革的時代，卻都是獨特的“這一個”。

　　這些作品之所以能贏得廣大的各民族讀者，關鍵還在于民族作家們在書寫作品時所運用的基于民族文化心理、浸漬了民族情感汁液、飽含著民族生活氣息的鮮活、鮮靈、鮮亮的文字。那才是作品民族性、地域性、當代性與兒童性的完整、完美的表達。回族馬金蓮、仡佬族肖勤、藏族班丹，都寫了本民族的一個女孩，他們的思維、思想，語匯、語言迥然相異，各有民族特色和特征、民族風格和風韻，顯得微妙而奧妙。

　　另有一種創作現象也值得關注。那就是民族作家們常常采取兒童視角，以兒童的口吻來講述一個人物、一段歷史、一種生活、一份情感、一段傳奇。這方面最為突出的還數回族馬金蓮，她的短篇小說《蝴蝶瓦片》《山歌兒》《瓦罐里的星斗》等都是這樣的作品。又如藏族嚴英秀的中篇小說《苦水玫瑰》、瑤族安欣的短篇小說《二胡》、蒙古族任青春的短篇小說《少布的草原》等。因兒童的天真和單純，使這些作品中的人和事都顯得真實可信和格外親切。有的作品也因此吸引了少兒讀者，成為民族兒童文學的外圍。

　　顯然，在中國兒童文學百花園里，近兩年來少數民族兒童文學開出了各種各樣的花。動物文學怒放爭艷，探險文學明麗奪目，校園文學別有洞天，從各個角度書寫的多元化作品更是繁雜豐厚，構成了一種硬朗明快、素樸美雅的風格。它的姿態雖不顯華貴，卻有著獨特的氣質；它的香味雖不很濃烈，卻飄逸著淡淡的馨香。民族作家們用真心感悟和擁抱自然萬物，用真情感觸和昭示體現在少兒身上的民族精神，因此，他們創作的民族兒童文學保持著獨有的魅力，富有長遠的生命力。(張錦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