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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第三次編劇沙龍上,編劇指出——
困擾當前電視劇創作的四個“為什么”
從楚漢、隋唐題材歷史劇扎堆熒屏到橫店成為“打鬼子”基地,從熱議《趙氏孤兒案》改編傳統經典的得失到《新編輯部故事》引發觀眾的集體“吐 槽”,在2013年,有關電視劇創作的話題一直沒有停歇。從現已播出的劇作看,雖然宮斗戲、穿越劇基本絕跡,電視劇制作品質有所增強,涌現了諸如《有你才 幸福》這樣貼近時代、富有人文關懷的優秀作品,但題材跟風、扎堆、同質化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泛娛樂化現象仍然嚴重,并且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向,如在 “婆媳劇”依舊“戰火紛飛”時,“幸福”劇、“育兒”劇、“戀愛”劇迎勢趕上,逐漸形成了創播的小高潮。一方面是制作方、發行方、電視臺等機構之間的利益 博弈,一方面是巨大的市場需求和觀眾對高品質電視劇的呼喚,國產電視劇如何找到兼顧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點?在中國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日前舉行的第三次編 劇沙龍上,十余位編劇結合自身的困惑暢談了電視劇創作的熱點現象和創新路徑。
為什么家庭倫理劇越寫越窄
在當前眾多的現實題材生活劇中,家庭倫理劇無疑穩坐頭把交椅,而這其中占據主流的又是婆媳劇、家斗劇。“為什么現實題材生活劇的書寫范圍越來越 窄,難道這類題材我們真的寫盡了嗎?”編劇高璇說出了大多數編劇的心聲。早在2009年,高璇就想嘗試突破家庭、倫理關系的拘囿,把人物的主要矛盾放在復 雜的社會關系中,以此建構故事。但是她發現這樣做非常難,最終還是回到了家庭成員之間關于生活理念的矛盾、分歧上。“群眾喜聞樂見,題材又很穩妥,相關主 管部門也喜歡,于是這個劇種的格局就定了下來。”高璇說。但她漸漸感覺到,當所有人都在往這個劇種靠攏時,自己卻沒有東西可以寫了。“所有的矛盾、理念, 所有關于買房子、買車,兩代人要不要住一起,是男的出去工作、還是女的出去工作的情節、橋段、話題都被寫盡了”。
面對這種現狀,高璇認為,是編劇自己把自己束縛在了一個小圈子中。她建議要把視野投放到城市的各個角落,關注的人物可以是小區的快遞員、保安, 也可以是這個城市里邊緣的、很少被注意的人,走進他們的生活也許會有不同的發現。其次,設計一些帶有社會信息量的矛盾沖突。除了慣常的家庭內容,還有比如 社會公平、正義、良知等生存困惑,編劇可以把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傳達出來,展現創作主體的社會關懷。
編劇高滿堂認為,當前這一題材電視劇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滿目“幸福”。創作者對社會矛盾、對人與人之間更深刻的沖突、分裂,沒有做到鞭撻、揭 示和深刻的剖析,如此一來,家庭倫理劇便只是充當了粉飾生活的角色。二是無端地制造家庭矛盾,把家庭矛盾從人與人的關系推演為人和狼的關系,無緣無故地打 罵、吵鬧,人為地制造戲劇。高滿堂表示,優秀的電視劇應該出人物。我們故事的列車在疾馳,但是人物依然在起點站,這是當前電視劇的大問題。
為什么編劇創作總受到各方的牽制
編劇都希望自己辛苦創作出的劇本能夠呈現在熒屏上,博得收視率和口碑的雙贏,但是觀眾、制作方和電視臺這三方都有各自的需求,所以編劇的創作時 常受到限制。編劇王志軍就認為,劇本創作是多方博弈的過程,不是編劇組織一個團隊就能解決創作、生產的所有問題。因為不管什么類型的劇,都是在有條件、有 約束的前提下工作的。如果遇上懂藝術規律的人,他們會聽取編劇的建議,若遇到不懂的,編劇往往成為受害者,尤其是在電視劇產業發展的背景下,編劇的地位和 權益時常得不到保障。
編劇白志強就對編劇缺乏保障的怪現狀提出了批評。在他看來,一些電視劇創作之初是投資方先問電視臺,你們需要什么劇集,電視臺便以他們的收視率 和看片經驗告訴投資方,你們拍抗戰戲、拍諜戰戲、拍宮廷戲吧,或者是什么熱播你們跟風吧,于是投資方讓編劇、導演及演員們全體跟風。隨之出現了一些策劃 人,他們只懂得電視臺的風向,就開始為投資方搞個幾百字或者上千字的方案,讓主創人員去打造、去模仿、去制作雷同又低俗的劇集。最終,編劇成為寫手和沒有 創作激情的碼字匠人。編劇馮驥也認為,一些電視臺責編和制作單位缺乏專業水平和相應的知識實踐,常常按照主觀想法去提意見,這對編劇創作是不利的。當他把 一部軍旅題材作品拿給一些電視臺去提意見時,反饋回來的很多意見都很可笑,明顯是外行話。比如,有個電視臺策劃讓他在電視劇中一定要加入軍屬的戲,說有軍 屬的戲才能反映軍人的情懷。但他寫的那個部隊是進不去家屬的,硬加這些軍屬“灑狗血”的情節可能會有助于收視率,但是完全背離了現實生活。
其實,編劇創作受到牽制并不是偶然現象,問題在于,如果制作方、觀眾要灑狗血的強情節、重口味,編劇要不要賦予劇本這些東西?如果編劇堅持人物 的完整性,堅持表達某種人文情懷,那么,缺少觀賞興奮點的戲,市場、電視臺是否愿意接受?編劇王麗萍就表示:“對中國大部分編劇來說,迎合市場還是堅持獨 我,非常非常難。” 而從目前市場情況看,前者還是受到青睞的。如此一來,編劇何為?編劇陳秋平認為,雖然不可能提出解決問題的良方,但是編劇首先不要把自己當作一個工匠,而 是要把自己當作一個有情懷、有責任、有感情的文學家,當作一個真正是在創造的、對藝術和文學有敬畏的人。
為什么電視劇總是被批評缺少現實情懷
“最近一個階段最大的焦慮,就是在完成了兩三個家庭倫理劇之后,我決定不再寫這類戲。不是說這種戲不好,而是我沒辦法突破,容易陷入一種復制, 這個復制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種消耗。”編劇王力扶在寫完《團圓飯》后,對此類題材創作的前景表示擔憂。一直以來,王力扶不斷追蹤和關心跟她年齡相仿的優 秀中短篇小說家,比如山西的葛水平、河北的胡學文,她每次看到他們的作品都有一種慚愧和焦慮。“我感覺我們可能過于封閉和優越感太強了。每次我看到他們的 作品,總覺得他們有一種跟現實同水火、跟百姓共命運的真切感情。但是這個我們好像是比較缺乏的。”
結合自己的經驗,王力扶認為,我們的電視劇創作,在某一個題材寫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一定是技術性大于我們自己切身感受的。在她看來,當前創作 者面臨的最大誤區就是創作者身份的模糊。“憑什么說我們是創作者,憑什么說我們是寫字的人?”這個根本問題如果不想清楚,它可能帶著所有創作者在一條茫然 的、盲目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成為市場和金錢的犧牲品。她認為,編劇應該經常能有一段時間讓心靈騰空一下,到下面走一走,不要讓自己變得“輕盈”。“我 們都曾經有過自己非常親切的、貼近的、感受特別深的生活。但是不知道為什么我們就割斷了跟這份血脈親情的聯系。”編劇的才華不是技能,不是閱讀積累,不是 創作過多少作品、取得多少成績,說到底是情感的深度和厚度。她希望編劇能更多的內視自己,看看自己內心可能走入的困境,以及由此導致的創作困頓,因為長時 間的懶惰疏忽可能就會帶來整個行業整體素質的不活躍、不積極。
對于有些編劇在觸碰現實題材時,難以處理謳歌時代與針砭時弊之間的問題,劉和平認為,每個人都希望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越來越好,只要我們的價值取 向、情感傾向是善良的、美好的,哪怕揭示一些問題,也是希望問題減少。所以,不要忌諱針砭時弊的東西,編劇自己首先要解放思想。
為什么觀眾對電視劇的吐槽越來越多
歷史劇“水分”越來越多、打鬼子越打越神、經典續集越寫越爛、情感生活越來越假……今年以來,在熱播電視劇收視率飄紅的同時,網絡、媒體上的 “吐槽”聲也不絕于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觀眾對國產電視劇的不信任?編劇馬繼紅認為,可以歸結為6點:不接地氣、不合邏輯、注水硬撐、神化拔高、急功近 利、市場無序。
從不接地氣看,馬繼紅認為,體現在“假”字當道。首先是人物假。比如前一段播出一個新四軍的劇,當時新四軍的抗戰環境應該是什么樣的,這都是有 史可查的,但是出現在屏幕上的新四軍女兵,個個穿著新軍裝,而且還化了妝、抹著口紅。她們像是戰爭年代的新四軍女兵嗎?還有很多抗戰戲、紅軍戲,當時環境 那么艱苦,那些抗日的軍民都應該是很瘦很瘦的,可劇中人物一個個都是肥頭大耳的。其次是生活環境假。劇中明明寫的是小人物,但在北京都住豪華公寓,在上海 都住別墅,試問小人物有這樣的生活環境嗎?最后是故事假。很多故事都是寫手圍在桌子旁侃出來的,而非源自真情實感。電視劇的故事可以編,但是細節和語言是 不能編的,尤其是細節,它要源于生活的積淀和發現。
過度“注水”、“拔高”也成為電視劇受觀眾詬病的原因。馬繼紅認為,現在的電視劇一般都是三四十集,有些電視劇本身題材的容量、人物的發展以及 情節的鋪排、節奏,根本達不到那么長,但是就是硬撐、“注水”。結果本來題材還不錯的電視劇,就在這種硬撐和“注水”的過程中,由好劇變成了爛劇。比如有 一部續集的電視劇講“80后”怎么當父母,有人統計,光懷孕聽胎音就花了15分鐘,但情節并沒有任何向前的推進,讓很多觀眾直呼難以忍受;而一些抗戰戲走 極致化路線,把嚴肅的抗戰歷史游戲化、卡通化,無限夸大抗日英雄的能量,這不僅顛覆了觀眾的歷史觀、英雄觀,更是對子孫后代的不負責任。(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