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闊大地上的燦爛繁花——2012年少數民族文學綜述

　　2012年對于少數民族文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里，舉行了第5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會議和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頒獎。同時，各個民族地區(qū)也紛紛組織了各類文學獎和文學活動。這些活動和所取得的成績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發(fā)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兩種路向：

　　“自上而下”與“由內而外”

　　我們可以從“自上而下”和“由內而外”兩種路向來觀察2012年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概況。“自上而下”是指各類民族文化扶持政策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引導和幫助；“由內而外”則指隨著文學出版和文學翻譯的加強，少數民族文學傳播到了本民族地區(qū)以外的更廣闊的天地。實際上，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前者會調動后者的積極性，起到扶植和贊助的作用；后者則在實踐中進行試驗，為進一步的改革提供經驗和教訓。

　　毋庸置疑，“自上而下”的文化扶持政策對2012年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以主旋律、文化工程、獻禮作品等形式，刺激了一部分文學作品的誕生。益希單增(藏族)的《進軍西藏的小小兵》就是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8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1周年的作品，講述了一個農奴之子空山參加解放軍的故事，樸實無華，散發(fā)著革命年代明朗簡單的色調。班丹(藏族)的《泉心》寫退休老作家在采風過程中結識小女孩嘎嘎，他在付出愛心的同時收獲了純凈的人與人之間的關愛，這是一種互相哺育的情感。在人際關系日益疏離的社會進程中，這是個美好的故事。

　　達真(藏族)的《命定》以成長小說的形式與結構，描述了兩個小人物——土爾吉和貢布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時期的經歷。土爾吉從一個自為的少數民族個體，成長為一個自覺的現代民族國家之一員，而“中華民族”就是在這樣“命定”的過程中，將各個不同的族群凝聚在一起，成長為一個宏大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族群個體的成長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塑造形成了同構。這不僅是兩個藏族士兵的成長史，也是整個現代中華民族在反對帝國主義入侵中成長的歷史。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寫作，具有重塑一個時代精神歷程、民族凝聚和歷史脈絡的信心。

　　中國作協在2012年加大了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扶持力度，其中重要的一項是開展東西部地區(qū)“一幫一、結對子”活動。阿拉提·阿斯木(維吾爾族)的《蝴蝶時代》就是上海市作協和新疆作協對口合作的成果之一。該小說的語言如同波光粼粼的伊犁河，散發(fā)著金子般的光芒；哲思如同博格達經年不化的雪峰，凝聚著深邃的思考。它以精練的篇幅鍥進維吾爾族當下的生活，深入浮世男女的情義世界，描摹當代新疆的荒誕現實。小說有著傳奇波折的故事、綿遠不絕的警言與妙喻，以及意識與現實相交錯的結構，讓讀者讀來如同策馬奔騰于果子溝目不暇接的花木叢中，啟示與美的享受絡繹不絕。

　　在各地，集群性、總結性的成果也陸續(xù)面世。四川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康巴作家群書系”第一輯共6本，包括意西澤仁近年的散文隨筆精品集《雪融齋筆談》、格絨追美的散文隨筆集《在雪山和城市的邊緣行走》、桑丹的詩集《邊緣積雪》、賀先棗的中短篇小說集《雪嶺鎮(zhèn)》、竇零的詩集《洞簫橫吹》、趙敏的長篇小說《康定上空的云》。四川民族出版社推出的《金色甘孜——甘孜州優(yōu)秀藏文作品集》集中了60位甘孜作家用藏語創(chuàng)作的小說、散文等，集中展示康巴藏族作家群最新創(chuàng)作成果。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廣西當代作家叢書”第四輯和“廣西當代文藝理論家叢書”第一輯，收羅廣西各民族作家、批評家如李約熱(壯族)、包曉泉(仡佬族)等作家的成果。青海土族互助縣的“彩虹印象系列叢書”全面展示了王文瀘、王立道、鮑義志、梅卓、井石、祁建青等80多名互助籍作家、詩人的作品。這些叢書構成了階段性的文學史料，也是地域文化與族群文化交融的鮮明個案。

　　2012年，《民族文學》雜志擁有了漢、蒙、藏、維、哈、朝6種文字版本，為少數民族語與漢語文學文本之間的相互翻譯提供了良好的發(fā)表平臺。與此同時，一些少數民族地區(qū)也出臺了相關的文學翻譯扶持政策。夏木斯·胡馬爾(哈薩克族)著、姚承勛翻譯的《博坎傳奇》是“新疆民族文學原創(chuàng)和民漢互譯作品工程”的成果之一。這部民族英雄傳奇講述的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阿勒泰的哈薩克鄉(xiāng)約博坎為了維護族群民眾的利益，帶著同胞們從故鄉(xiāng)遷徙到博格達山，又向青海湖進發(fā)，最終到達藏區(qū)的故事。他們周旋于清廷統治者、地方蒙古王爺以及其他各種不同勢力之間，陷入苦苦掙扎。最終，博坎的身體埋在了青藏高原，頭顱卻被清朝統治者砍下來，輾轉帶回金山阿勒泰，分葬兩地。小說細膩地描繪了當地豐富的民俗細節(jié)，展現了哈薩克人沉重的苦難歷史以及堅韌的求生意志。

　　藏語詩歌方面，2012年翻譯出版了“野牦牛叢書”。該叢書第一輯包括《居·格桑的詩》(龍仁青譯)、《尖·梅達的詩》(洛嘉才讓譯)、《赤·桑華的詩》(老藏民譯)以及《藏族女詩人15家》(久美多杰譯)。這些詩歌以其藏語文學特有的語感質地，融匯新時代的體驗與感悟，帶來了別樣的美學風味。

　　文學與別的藝術門類的結合是全媒體時代的新趨勢，如文學改編為影視，影視作品改編為小說，影視技法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等。中國作協與中國電影資料館合作舉辦了“民族文學與影視”研討會，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將少數民族電影定位為“新文化電影”，從這些舉措中我們可以看到少數民族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之間的密切交流，顯示出“大文學”的趨向。

　　三個意象：

　　底層的沉默、暮年敘事、女性心語

　　產業(yè)結構的變化、人口的頻繁流動、信息傳遞的加快，對于大多數人口依然在從事農牧業(yè)的少數民族而言，不僅僅是傳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外來文化的沖擊，而是整個社會文化結構產生了斷裂性的局面，這中間帶來的體驗和感受無疑是復雜的：交織著感傷與希望、殘酷與溫情、失落與憧憬。2012年度少數民族文學的底層敘事與邊緣關注，尤其是關切城鎮(zhèn)化時代的農村命運、不同文化碰撞時的心理與情感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我在目力所及范圍，將這些文本體現出來的意象歸納為底層的沉默、暮年敘事和女性心語3種。

　　1.底層的沉默

　　潘小樓(壯族)的《小滿》是一部情節(jié)復雜、線索交錯、人物眾多的小說，涵蓋了兩代人面對殘酷現實的反應。早歲喪父的莘在8歲時的一次失誤造成母親被強奸懷孕，生下妹妹小滿。作為城市里的盲流，母親帶著兩個孩子靠賣鹵菜艱難生活。同樣的單身母親林姨在母親幫助之下勉強立足，卻偷走了鹵菜的秘方，又搶走了可能同母親結合的老黃，但母親卻體諒了她的不易。莘在童年陰影之下，對生活和感情都有潔癖，正因如此卻導致了悲劇的發(fā)生：拋棄了有真愛卻不是處女的楊希希，娶了貌似純潔的薛雪，最后卻發(fā)現她的處女膜不過是醫(yī)療手術的產物。自己也做了母親的小滿在事故中被燒死，上大學后就沒有回過家的莘終于發(fā)現了同母親和解、寬恕薛雪的契機，但是，何去何從？小說節(jié)制而又富于張力的敘事，讓這個關于漂泊、過失、堅忍和寬恕的故事，充滿了對于復雜人性的體諒，呈現出轉型時代中國的倫理與道德的嬗變。

　　尼瑪潘多(藏族)的《協噶爾村的央宗》中，一位農區(qū)男人到藏北草原謀生，受朋友臨終委托，將他的情人帶回家照顧，引起妻子誤會，直到死后真相才揭開。小說一方面體現女性情感的幽深糾結以及男女之間溝通的艱難，另一方面則顯示了日益變遷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對普通人家庭乃至情感結構造成的沖擊。

　　在許多文本中都得到突出表現的是：底層的民眾是失語的，在喧囂的社會變革中，他們喪失了言說自己的權力。謝以科(侗族)的《菊花，你開在哪兒》中，“我”到城里尋找逃婚的妻子菊花，在無望的尋找中，菊花在“我”逐漸被城市腐化的過程中愈加成為一種符號化的象征——她成了男主角心中的美好念想，即便任何人都看出來那只是幻想。從這個意義上，“鄉(xiāng)下佬”在執(zhí)拗中顯示出了深刻的悲劇力量，而他只能在城市中沉默地游走，所有語言只能沉潛在心中，成為一種喃喃自語。

　　李進祥(回族)的《換水》中，“換水”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清水河回民的習俗，小說以馬清、楊潔夫婦換水始、換水終，中間是整整一年的城市打工生涯。這是一個由潔凈到沾染了污穢，再到潔凈的過程，這是都市化進程的疾病，卻讓來自清水河的農民承受了苦痛。農民在遭受侮辱與損害時也只能默默離去，逃離于主流之外。孫春平(滿族)的《城里的黎明靜悄悄》極力描寫城市的莫測、兇險與神秘，打工仔在這里不過是資本和權力捉弄的脆弱存在，悄無聲息地消散在迷霧之中，散發(fā)出令人恐懼的徹骨荒寒。

　　我們可以觀察到現時代少數民族作家所秉持的寫作道德：丟棄廉價的煽情與軟弱的哭泣，持續(xù)地通過“無語”的姿態(tài)，對不平等、非正義作出批判。肖勤(仡佬族)的《暖》將極為悲慘的事件集中于12歲的農村女孩小等身上。父親去世，母親在外逃債打工，祖母瘋癲，她獨立支撐著整個家庭，在身體的苦痛之外，精神上也得不到母親的撫慰。在絕境中，她希望從瘸腿老師慶生那里得到一些庇護，卻不可能。在一種絕望的恐怖中，小等終于在雷電中得到了最終解脫，這是一個能夠在有限篇幅中顯示出崇高感的小說結尾。

　　鐘二毛(瑤族)的《回家種田》頗有些余華《十八歲出遠門》的意味，不過少了冷漠的置身事外，多了成長小說的追問：“我”在廣東打工和在香港旅行的經歷，讓回歸鄉(xiāng)土的愿望更加強烈。雖然作者在細節(jié)處理和節(jié)奏把握上顯得有些草率和急躁，但是這個題材無疑是值得重視的，它提示我們注意到鄉(xiāng)土在城市化入侵時被強勢話語所壓抑的一部分認同。

　　向本貴(苗族)的《扯扯渡》中，基層干部的敷衍了事與底層農民的本分善良都具有真實的質感。這個小說并不是進行直露的諷刺或揭露，而是以一種平常心講述日常中國的麻木與感動、冷漠與良知。在救人犧牲的老渡工那里，閃耀著照徹靈魂的光芒。楊仕芳(侗族)的《沒有腳的鳥》對于社會的復雜性有著隱喻式的表達——這個世界并非黑白分明、邏輯清楚的架構，而是充滿了各種曖昧、模糊、解不開的謎團。“我”的嬸嬸余艷陽無疑就是復雜生活中一個難以索解的謎，這個神秘的外來女人與鄉(xiāng)村其他事物格格不入，然而卻又與鄉(xiāng)村相依相存。最終長大了的“我”終于明白，秘密可能就是生活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

　　2.暮年敘事

　　對于想象中美好田園的挽歌式的懷念與向往，反襯出人們對于現實的不滿與欲求。2012年的少數民族文學中，有關懷舊與守望傳統像過去幾年一樣，依然是個顯著的主題。

　　千夫長(蒙古族)的《阿爾斯楞的黃昏》里，阿爾斯楞老人被送到城里生活，他和牧羊犬獅子并不太適應沒有草原的生活。城市的生活只是讓他在不停的回憶中加深對于草原的思念，然而就在準備返鄉(xiāng)時他卻中風了，而獅子也在錯亂中躍出陽臺摔死在樓下。這對他反倒是最好的結局，因為記憶中的牧場已經不復存在——被兒子改造成蓋上水泥蒙古包的旅游景點了。陳薩日娜(蒙古族)的《哈達圖山》寫薩姆嘎老人對于火葬的恐懼。兒子阿古拉的不理解、兒媳婦吉姆斯的無動于衷、孫子胡格吉樂的冷漠，處處顯示了傳統面臨斷裂時的文化沖撞和代際沖突。而老人最后的自決，讓人深深感嘆。

　　但這樣的敘事也并非總是充滿凄愴。陶麗群(壯族)的《一塘香荷》說的是恒久的時光輪轉中沉淀下來的“寬容”。恣睢囂張的鄉(xiāng)民廖秉德年輕時曾強占勢單力薄的李一鋤家的土地，但對于土地的認同和親近讓這兩個“仇人”在暮年時達成了諒解。大地上的恩怨終究塵歸塵土歸土，惟獨不能被都市化進程所割斷的是與土地的親緣關系。而羅榮芬(獨龍族)的《孟恰》寫獨龍族母女的一世恩怨，到老年終于獲得了心靈的平靜。這一方面可能來自于信奉基督教的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在經歷了無數情感和生活的折磨后，孤身一人的孟恰終于在收養(yǎng)的孟社兒身上看到了溫情的回報。女性的戾氣、壓抑、堅忍、博大和寬厚，在平靜細碎的字里行間噴薄而出，帶有邊地特有的生命力度和厚度。德純燕(鄂溫克族)的《喜宴》寫涂音老漢彌留之際，兒子金明和柳真請鐘大爺來主持喪事。在個體和群體的回憶中，一家人的一世患難相恤，慢慢由記憶的碎片糅合為一個動人的情義故事。這是真正的人世溫暖所在，因而最后原本充滿凄涼色彩的垂死時分，變成了集體性共同體悟相攜互助的恩義的喜宴時刻。小說敘事精巧，細節(jié)與心理描寫細膩而生動。

　　其實，這些通過老年人視角寫出的故事，講述的核心是“身份認同”問題。這是少數民族文學的焦點命題之一，在青春題材的作品中此類觀照同樣也比較顯著。樸草蘭(朝鮮族)的《飛吧，龍！龍！龍！》(金蓮華譯)寫到邊境的“中國朝鮮族”在跨國的人口流動和務工潮流中，“整個世界都在劇烈的震蕩”，“我”在經歷親人的生離死別后，在北京的地鐵上醍醐灌頂：“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口井……流淌著汩汩清泉的水井，那里游動著一條銀龍……如果是一口枯井，堆放再多的東西都只是欲望之井。”認識自己，找到認同堅守，讓在艱難生存中的人有了希望的力量。而趙吉雅(蒙古族)的《人間第一等的幸福》寫到法國學藝術的富家女慕詩儀租借男友的過程，也是蒙古族認同逐步覺醒的過程。從巴黎、上海時尚文化到對蒙古文化的回歸，是身份認同的直觀表達。老年人決絕的固守與年輕人最后的回歸，二者似乎路向不同，卻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少數民族如何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定位自己？而非少數民族和外來者又如何去看待這種定位？

　　3.女性心語

　　女性視角在2012年少數民族文學中的使用值得關注。白瑪娜珍(藏族)的《西藏的月光》用女性的敏感探觸西藏血肉肌理的大美和柔軟。達拉(達斡爾族)的《庭院雨花落》用帶有濃郁生活氣息和地方風味的語言講述了哈石太村的日常故事，爾汝恩怨、愛恨喜樂在歲月長河中被磨洗得也無風雨也無晴。扎西措(藏族)的《林中放牧人》通過卓瑪的個人體驗，展示了半農半牧區(qū)藏民日常生活的變遷，內蘊著底層民眾的韌性和對于生活的信念。蘇·阿拉騰圖力古爾(蒙古族)的《穿上我的紅裙子》(朵日娜譯)從高中生哈琳娜、車禍受傷后智商只有8歲的哈琳娜，以及醫(yī)生阿羅斯的不同角度，共同編織了一個復雜的故事，其中涉及到城市變遷帶來的人性異化、家庭紐帶崩解、鄰里關系扭曲等，而最終以童年時代象征純潔美好的“紅裙子”作結，表明了作者對于簡單質樸情感的向往。

　　那些以男女細膩的情感為中心的作品則是女性寫作中最為讓人注目的。尼瑪潘多(藏族)的《瓊珠的心事》寫協嘎爾村的瓊珠姑娘到拉薩參加過一次運動會開幕式之后，對拉薩所代表的現代文化充滿了向往，試圖走出本土，但她要通過唱藏戲這樣的古老形式才能獲得接近拉薩的機會。最終，瓊珠不切實際的幻夢在無可奈何中復歸于現實。段海珍(彝族)的《私奔的兔子》中，綠綠和博爾出走的故事，同塔白村舊事的交織，共同營造出一個充滿迷幻和迷宮的女性自語。馬瑞翎(回族)的《昨夜的火》中，鎮(zhèn)醫(yī)院的女醫(yī)生不滿意于乏味的生活，同時因為崇拜市文聯主席，而成了一個業(yè)余的作家。在可以單獨相處的機會中，兩個人又發(fā)乎情止乎禮，這是一種清潔的精神戀愛，充滿了女性的自省。

　　徐連順(朝鮮族)著、金蓮蘭(朝鮮族)譯的《請饒了蜘蛛吧》是通過男性視角來展開敘述的女性寫作。小說對童年創(chuàng)傷、性別壓抑和職場壓迫的描寫同那個神秘的蜘蛛隱喻一樣，充滿了灰暗、緊蹙、憋悶、無力反抗的絕望，讓人窺見當下生活在光鮮背后的暗角。達吾提·麥迪尼亞孜(維吾爾族)的《咸饃饃》講述了一個極端荒誕的故事。因為賽迪尼薩在做饃饃的時候放了鹽，就讓周圍人包括丈夫和父母都視她為異類，最后逼得她上吊自殺。這個卡夫卡式的荒誕小說，讓人不寒而栗——因循守舊的頑固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于任何一點變革都可能帶來極端的權力戕殺，這是父權制下女性話語的微弱表達。阿舍(維吾爾族)的《瑪麗亞的舞毯》描寫得很細膩、精致，在回憶童年時代瑪麗亞家中舞蹈時的場面描寫堪稱絕妙。瑪麗亞的舞毯象征著對于純粹“美”的向往，這種美是超越于任何功利與理性之外的。但是，這種心靈之光在現實中不得不破滅——不僅是“我”在大學中偷偷燒壞那個舞毯，而且體現在瑪麗亞最終屈從于現實的重壓，放棄了舞蹈，跟著世故粗暴的丈夫做起了地毯生意。它可以理解為一個寓言小說，更可以視作女性精神在現實中曲折婉轉的表達。

　　各具特色的多元聲音

　　少數民族文學有著種類繁多的文化傳統，很難一言以蔽之。它們在文本中透露出別具一格的難以為通行美學范疇所規(guī)范的特質，形成了文學多樣性的表征。比如布林(蒙古族)的《怪誕的胡日格岱》中，胡日格岱莫名其妙在喝喜酒時被鬼魅附身，做了許多荒誕的事情，卻又莫名其妙地當選了嘎查長，小說散發(fā)著不可名狀、無法用理性解釋的荒謬。穆泰力甫·賽普拉艾則孜(維吾爾族)著、蘇永成(回族)譯的《黑嘴驢駒的眼睛》是一篇極具特色的動物小說，作品通過一只能聽懂人類語言的驢的視角去觀看人類的生活，既有辛辣的諷刺又有深沉的憐憫。帕蒂古麗(維吾爾族)、李克堅(蒙古族)、劉國強(滿族)、冉仲景(土家族)、歐陽克儉(苗族)、艾吉(哈尼族)、孟學祥(毛南族)、南澤仁(藏族)、彭愫英(白族)、李俊玲(布朗族)等人的散文也以原鄉(xiāng)風物、精神秘境、人情民俗等各有專擅，豐富了當下散文創(chuàng)作的生態(tài)。

　　主流敘事中常見的青春與成長主題，在少數民族文學中顯示了不同民族有意味的區(qū)別。才朗東主(藏族)的《那個叫桑的女人》是一部帶有哲理色彩的小說。拉貝少爺瘋狂迷戀上了一個叫“桑”的女人，從瓦德小鎮(zhèn)千里迢迢去齋嘎絨尋找她。途中經過一戶農家遇到了對自己有意的少女秀姆，但是拉貝還是一心追尋心中的愛情。最后在一個寺廟中找到桑時，才得知桑母女兩代受過情傷，不再信任愛情，拉貝決定為了證明愛情同桑一起殉情，最后被救活時得到桑的告誡：只能用生命來保護愛情，不能用生命來換取愛情。而“桑”的意思其實就是“醒悟”。經歷了這么多，拉貝在跟班尼嘎的提醒下，開始意識到可能秀姆才是踏實可靠的情感皈依。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可以算是一個成長的寓言。袁瑋冰(滿族)的《興安嶺的寒冬》中，少年在大興安嶺伐木場中的一段經歷，讓他領會到艱難生活中愛與死、青春的懵懂與世事的無常。小說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林場的細節(jié)寫實，處處給人不飾雕華而自有一番風情之感。

　　更多的作品則顯示了與漢族作家無異的探索與思考。王華(仡佬族)的《香水》里，一個鄉(xiāng)村教師半生的經歷，其實暗合了人生由少年時的浪漫情懷到中年時心事濃如酒的歷程。患有小兒麻痹癥的彭人初對于自己的“文化”有自信，對同事陳麗麗的愛慕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他勝過一般健全同事的地方在于對香水知識的了解，也就是“文化”。而現實中他只能同“大老粗”張麗結婚，后者看重的也恰是他的一手好字——“文化”的象征。多年后，陳麗麗賣淫吸毒身亡，而彭人初同張麗則終于在經年日久的相濡以沫中達成了寬容和體恤。蘇蘭朵(滿族)的《香奈兒》中，出租汽車司機王軍撿到一個“香奈兒”手包，在還包的一波三折的過程中，手包主人許丹外表光鮮實則虛幻脆弱的本質逐漸向他鋪展開來，于是王軍重新審視了生活的真實與虛偽。小說犀利的諷刺如同一柄無情的刀鋒，割開了虛榮和虛偽不堪一擊的表皮。孫玉民(赫哲族)的《月兒彎彎》中，收到交通罰單的張三無力支付，路政稽查隊長龍飛一方面堅持原則，一方面卻又自己掏腰包幫助他交罰款。

　　在創(chuàng)作和對創(chuàng)作的反思中，一些作品有著自覺的探索，石一寧(壯族)的自選集《湖神回來了》是作者多年來在各種刊物發(fā)表的散文隨筆結集，談史論今、說東道西、藝文雜話、歲月履痕……這些蕪雜的內容經過作者信筆點染，舉重若輕，饒有詩情與趣味。黃培宗(壯族)的小說《完整的印象》則是對寫作本身的一種反思。作家路大山盡管多年前塑造了造林英雄江萬林的光輝，但是對其真實的處境并不知情。多年后，當江萬林“墮落”之時，他依然不知道這個人背后的曲折悲歡——寫作永遠只能是片面的真實，這是我們認識世界的限度，有了這種自知，寫作也就獲得了對于“真理”等超驗終極命題的心平氣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少數民族泰雅作家瓦歷斯·諾干的《當世界留下兩行詩》，可以稱之為極簡寫作，它用看似隨意實則別具匠心的語言實驗，在現代漢語詩歌中樹立了令人難以忽略的范例。

　　新世紀以來尤其是近5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和壯大有目共睹。但是，少數民族文學如同散布在廣闊大地上的繁花一樣的多元性，也給任何一種試圖全面概括它們的行為造成了無法逾越的困難。這里所說的，必然受制于本人的閱讀視野，僅作為一條指向廣闊森林的路標，讀者如果能夠循此路標自己深入千林深處、萬花叢中做一番尋覓與采擷，則收獲當更多。(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