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鐐銬的教育場域——讀冶進海的《狀元之校》

　　回族青年作家冶進海的長篇小說《狀元之校》以清新、穩健、機警的筆調和復調敘事的藝術方法，清晰勾勒出新世紀以來中國教育的狀貌，尤其是緊扣“民辦公助”性質、頻出 “省文科狀元”這一富有蘊藉性的教育場域，描述了我國現行教育中的各種力量的博弈與對話、規訓與懲罰、革新與阻力。作者通過對號稱“狀元之校”的大華外國語學校人物畫廊的“深描”、教育環境入木三分的刻畫、冷暖人情事態的理性洞悉，展示了資本時代教育領域金錢、權力、欲望的角逐。這是近年來眾多同類題材長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狀元之校》至少包含這么幾對對抗關系：高分生與低分生、山區免費學生與城市紈绔子弟、學生與教師、教師與校長、學校與社會，而各個體之間也會存在各種對抗。正是因這復雜的關系網絡，分數的角逐、力量的流動，生產了這一獨特場域，使這樣的場域充斥了太多的對抗和戾氣而顯得突兀怪異，失卻教育原有的平和與溫潤。

　　貧富差異的對抗與角力在小說中異常醒目。項宜是從普通中學選來的拔尖學生，家境貧寒，盡管很快與性格各異、家庭背景殊同的孟婷婷、白嫻棠結成死黨，并常常一起以“三劍客”的形象示人，但無法逾越家庭貧富帶來的鴻溝，特別是母親因被誣偷竊超市爛水果而受氣身亡后，認識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命運不平，開始奮發圖強，但最終還是含恨告別這所謂的“狀元之校”。

　　另外，山區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的對立沖突，也是小說濃墨重彩的一筆，從心理失衡的“單挑”到從網絡到現實的刻毒刁鉆的口水戰，甚而“引發群架，不惜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貧富學生如何在這么一所充滿金錢與功名的學校里共處，成了大華外國語學校必須直面的問題。而極富才氣和理性批判的鐘文昊所寫的文章《我們為何水火不相容》，可以看作是作者尋求化解沖突的一種自覺嘗試。

　　小說中充斥著“單挑”、作弊、早戀、逃學、群毆、打劫、師生戀、跳樓、情殺，故事情節跌宕起伏、驚心動魄，這些逃逸在學校體制外的行為為社會道德和學校規章制度所不容而受到訓誡和懲罰，繼而成為強化學校“游戲規則”的有意義的符號。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將“華少”意欲與白嫻棠發生關系被拒受辱而發生情殺這樣令人發指的行為作了深刻揭示，從作品中展示的行動邏輯、心理活動、精神狀態、情感關系、家庭周遭來看，又非常逼真、令人信服。規訓與懲罰構成了今天教育的整體景觀，而這又是否為教育的初衷呢？

　　另外，新舊教學方式的碰撞與契合昭示著當下教育的新方向。校長林宣民和語文教師趙明博倡導新式教學。趙明博擁有研究生學歷，年輕氣盛，干勁十足，尊重學生，善于營造民主、輕松、向上的氛圍，得到學生的信任和鐘愛，收獲了師生間的深厚情誼。就是這樣一位作者極力推崇的老師卻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向傳統教育方式低頭，與最喜愛的學生在課堂上決裂，直至憤然離職，趙明博與中學傳統教育體制的博弈以此告終：“我認識到，改變中學教育里某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觀念，讓學生快樂地成長，僅憑一兩個老師，無疑是蚍蜉撼大樹，很難撼動的。”理想人物的黯然消退，更讓人對當下的教育現狀和體制深思。

　　另外，長篇小說《狀元之校》采用復調的形式來進行講述，從貧困學生項宜、青年教師趙明博、天才學生鐘昊文、校長司機等人的角度，分別敘述各自經歷的故事，獨立成章，而又連為一體。對同一事件的多角度敘述，使各聲部各自發聲，獨立彰顯意義又合奏出多聲部的和聲。無論是對新世紀以來中國教育生境的描繪、大華外國語學校內外人物群像的刻畫、教育體制積弊的深刻揭露、金錢權力與人性欲望的博弈，還是對西部風情的謳歌、農村牧歌式生活的流連、和諧師生關系的憧憬，都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寫作功底和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